张志强:全球视野下的碳达峰碳中和及对我国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22-06-11 21: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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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NCSC)  
同时也受到产业分工、人才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长期存在,特别是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碳中和对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具有明显的影响。

   根据中心—溢出理论,产业的演进遵循由中心产业集群逐步扩张的过程。就目前而言,东部沿海省份的煤炭、矿产等基本由外部输入,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大多已逐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例如北京、上海等二产比重较低,三产比重已达到80%以上,产业结构转型为碳达峰和碳中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些产业结构较重的省份,如山东、内蒙古和山西等,在转型和培育新动能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电厂、化工、制造等行业都有投资周期。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大中型燃煤电厂运行时间大多较短,与其30-40年运行周期相比大多只有10多年的时间,短期难以完全关闭,国内经过多年的“上大压小”,30万千瓦以下的落后机组大多已经淘汰完成。高碳锁定效应对于这些产业结构偏重的地区具有较大的转型压力。另外,中西部地区钢铁、制造、建材、化工等产业布局较多的省份,也同样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一是避免一刀切,二是考虑到不同地方的条件差异,允许国内不同地方制定不同的达峰时间表。

   (四)投融资结构

   在投融资方面,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强气候领域的投入。欧盟委员会预计实现2030年气候与能源目标,每年需要2600亿欧元的额外投资;欧洲投资银行承诺在未来十年支持1万亿美元的气候行动和环境可持续性投资。美国拜登政府也大力推进绿色能源投资,在其上任伊始,就提出“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让美国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美国的“3550”碳中和目标,拜登政府计划拿出2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

   对于中国碳中和投资规模,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分析。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估算,在温度升幅被控制在2或1.5摄氏度目标下,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万亿至138万亿元,意味着每年的相关投资约占GDP的1.5%至2.5%以上。高盛研究报告称,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04万亿元,净新增4000万个工作岗位并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各家对于未来投资的测算不尽相同,但是面对未来碳中和巨大的成长空间,每年万亿元级别的投资规模,将会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碳中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不仅颠覆了工业革命以来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现有经济体系,而且创造了新的行业和产业盈利模式。碳中和作为基于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尽管现在全球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行动指南,但是世界各国已经启动了碳中和进程。同时,这也是一场无形的竞争,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标准优势,通过设置市场壁垒、征收碳关税等手段不断保持自身的领先优势。例如欧盟宣布2026年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就是通过对没有实施减排机制国家征收边境调节税,以防止碳泄漏的名义,强化自身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

   三、低碳发展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从中国改革的历程来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都涉及制度的结构性调整。碳达峰碳中和对于中国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已经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化,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领域,是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的布局的必要组成部分。

   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要途径,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融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通过法律、行政、技术、市场等多种手段,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完善气候投融资体系,主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总体来看,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法律、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从立法来看,气候变化立法在积极推进之中。作为未来碳中和社会的基本关系的依据,当前包括碳达峰碳中和法律地位、协同治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因此加快立法进程是未来推进碳中和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经济角度来看,碳中和是当前社会经济体系的一场深刻革命,不仅仅是之前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成本内化,而且是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种调整,涉及经济工作的各个领域,既包括电力、钢铁、化工、水泥等传统行业,也涉及金融、信息、国际贸易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需要根据未来碳中和的要求,全面评估当前政策的适配度和可行性。从财政政策来看,伴随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财政主要发挥引导性功能,减少对于行业的直接补贴,充分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功能,培育和引导碳中和产业的发展壮大。从税收政策来看,碳税作为碳定价机制的硬约束手段,需要与现行的税收机制统筹考虑,在不增加总体税负水平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税种结构,或在现行的环境税收中增设碳税,或者单独设立碳税,税收收入主要用于推进低碳产业体系的构建。

   市场要在碳中和体系中发挥基础性功能。建立统一的碳市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对于行业的优胜劣汰导向作用。打通部门碳排放权、用能权和排污权管理职能,在完善市场价格发现机制的基础上,实现数据共享、指标共用和管理共治,提升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此外,加强国内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衔接,包括方法学、行业标准和交易规则等方面,加强互认互通,共同防止碳泄漏。在国际贸易中,加强与WTO的合作,加强对于国际贸易产品的碳监管,防止单边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对于工业、交通、建筑和电力等基础行业,推进存量投资的低碳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行业,利用碳市场等机制,在现在电力交易的基础上,逐步纳入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确立碳市场的总量,利用价格机制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此外,还要积极培育新型业态,加快技术进步,例如钢铁产业,加强与国际钢铁行业碳排放水平对接,鼓励短流程炼钢,采用电炉技术或氢能炼钢,对标国际标准,尽早将我国1吨粗钢的排放水平由1.7-2.3吨二氧化碳降到小于1吨二氧化碳的水平。

   中国政府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承诺,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都表明了中国的立场。正如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中国“要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2022年,中国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子孙后代福祉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研究”(21ZDA08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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