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三贵 刘明月: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破解难点与实现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2-06-08 00: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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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三贵   刘明月  
乡村振兴战略主要通过“五大振兴”来实现,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乡村振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指出要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也需要分阶段来实现,即“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整体来看,共同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目标,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必经之路,两者相辅相成。首先,共同富裕目标引领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然成为实施乡村振兴的目标指引和行动指南。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两步走”具有内在一致性: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迈出坚实步伐,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取得决定性进展,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到2050年,我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那么乡村必须要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其次,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共同富裕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弱项仍在农业农村,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整体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就是以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再次,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解决城乡差距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共同富裕着力解决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以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缩小城乡差距,不仅要增加农民收入,更要追求和实现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以推动城乡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战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和区域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能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新发展阶段制约我国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等举措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公共服务差距和收入差距等。第二,乡村振兴战略能有效改善乡村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而缩小收入差距。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处于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比城市内部更明显。实现共同富裕,精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最大回旋空间在农村。乡村振兴战略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乡村产业、常态化帮扶等措施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对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乡村振兴战略能有效缓解不同地区乡村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进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区域差距不仅表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农村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比如,浙江的部分农村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乡村振兴的模板,而西部地区的部分农村处于刚刚脱贫的水平。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倾斜更多的资源、支持政策等,逐步缩小其与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差距,推动东中西部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破解难点

   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是多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素互相交织、动态变化的集中体现,成为新发展阶段制约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最大短板。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乡村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加快补齐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面临城乡要素流通不畅、乡村产业体系构建不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存在短板、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进而影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城乡要素市场存在制度壁垒,双向流通不畅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间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大多单向流动,并未遵循市场配置规律,限制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活力。第一,劳动力要素流动仍存在隐性壁垒。2019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却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60%,这说明全国有近2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未能在城市落户。由于缺少城市户口,导致农民工很难享受城市提供的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这就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了隐性壁垒。这种“不完全性”的城镇化,不仅制约着城镇化的质量,也给进一步发展积累了一定的风险。第二,农村土地制度不健全抑制了土地要素市场的活力。如农村土地产权配置导致农民宅基地无法顺利入市,即便现在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农村宅基地入市也仅限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交易,造成农民无法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土地的出售、抵押等财产权益,也带来了很多地方出现大量宅基地荒芜或闲置问题。另外,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造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难以有效入市,导致城乡土地出让价格差距较大,无法实现其经济价值,也不利于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第三,资本要素下乡的壁垒依旧存在。一方面政府因担心“资本下乡”会带来“非粮化”“非农化”问题,对资本流向农村给予诸多限制。另一方面城乡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村信用环境欠佳,缺乏风险化解机制,导致资本流入难度加大。

   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不完善

   乡村产业是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虽然欠发达地区在脱贫攻坚期间培育了不少扶贫产业,但大多起步较晚,且基础比较薄弱,还未形成成熟的产业体系。第一,欠发达地区产业短期化、同质化现象明显,难以满足持续性、多元化发展的目标。脱贫攻坚期间,欠发达地区政府多倾向于选择短平快的产业扶贫项目,对市场评估、产业遴选、合理布局、差异化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难以兼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来,欠发达地区也在积极调整产业布局,科学规划产业发展,但由于基础比较薄弱,资金、科技等要素支撑不足,创新意识不强,导致大部分产业仍集中在食用菌、茶叶、药材等品种上,同质化现象严重,易受市场风险影响,可持续发展不足。加上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较为缺乏,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第二,乡村产业链条较短,产品附加值不高,融合层次较低。现有乡村产业普遍规模较小,产业化经营程度低,大部分产品以原始状态直接进入市场,就算有部分加工厂也停留在初级加工状态,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不充分,仓储、冷链、物流、信息咨询等服务较为缺乏,产品销售也主要停留在本地市场。整体来看,大部分乡村产业的产、供、销处于不对称的分离状态,未形成一体化的融合式发展。第三,新型经营主体发育不足,示范带动作用有限。由于农户直接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较弱,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逐渐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动主体。然而由于欠发达地区资本、技术、人才等相对缺乏,仓储物流类和冷链运输类设施发展滞后,激励政策不足且机制不完善,难以培育与引入更多优质的带贫主体,尤其是经济效益高、带贫能力强的龙头企业。

   乡村基础设施配套不充足,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水、电、路、气、房、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改善,但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仍显不足。第一,部分生活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较低,仍相对薄弱。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聚焦于水、电、路、气、房等,但部分地区道路建设标准偏低,排水设施覆盖不全,厕所革命、垃圾处理等人居环境治理尚未完成,无法满足当前乡村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需求。另外,生产性基础设施仍相对薄弱,尤其是在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农业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例如,农村流通设施建设较为落后,目前只有41.7%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有冷库。2019年我国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达23.8%,而在美国,80%农场实现了信息化。第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差距依然较大,尤其是农村医疗、社会保障水平和能力远落后于城镇。在医疗方面,2018年城市人均医疗投入是农村的1.68倍,医疗报销是农村的1.81倍。另外,农村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发展速度不及城镇,2007—2019年,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地区增加了4.7人,农村地区增加了2.3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城市地区增加了3.88张,农村地区增加2.80张。在养老保障方面,2018年农村人均养老金仅为800元左右,远低于城市人均7000元左右的水平,城乡比高达8.6倍。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2020年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标准为8136元/人,农村居民标准则为5962元/人,仅为前者的73.28%。

   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且乡村内部收入差距更为明显

   经过脱贫攻坚,农民收入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013—2020年,农村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8.90%,比城镇居民高1.43个百分点。但是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农民收入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距和组别差距。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未取得明显改观。202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虽然远低于2007年3.14:1的峰值水平,但与1984年的1.74:1相比仍处于高位。同时与美国的1.33:1、英国的1.03:1等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我国城乡差距仍有较大的缩小空间。另外,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一直在持续拉大,2010年突破1万元,2016年突破2万元,2020年达到2.67万元,呈历史新高。第二,不同地区的农民收入也存在明显差距。从东中西部来看,2020年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平均为23348元,分别是中部、西部地区的1.45倍、1.68倍。从各省、市来看,2020年农民收入最高为上海,达到34911元,是最低的甘肃的3.38倍。从单个省来看,广东省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省内最富地区农民收入为最低地区的3倍,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第三,农村低收入户与其他分组户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2013年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低收入户的2.07倍、2.93倍、4.11倍、7.41倍,而到2020年分别增加到2.22倍、3.14倍、4.46倍、8.23倍,可见低收入户与其他分组户尤其是高收入户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导致农村地区不平等程度凸显。

   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促进“三农”全面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四五”时期,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和弱项,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首先,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城乡要素市场壁垒,让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得到合理配置;其次,要完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打下物质基础;再次,要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提升乡村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品质,获得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后,要多渠道增加乡村农民收入,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切实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帮扶力度,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及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加快推进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推动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逐步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政策,引导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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