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冠彬: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范构造与价值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 次 更新时间:2022-06-02 0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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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冠彬  
结合“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构成要件来加以分析,原则上宜做肯定回答,但其具体情形尚待民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的进一步探索。除此之外,从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相关的纠纷来看,司法实务中大量房屋被非法拆迁案中的被侵权人常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法院常以未侵犯人身权益为由持驳回立场;本文倾向于认为,对于对被侵权人而言,具有特定纪念意义、存在一定精神寄托的房屋,也可以定为此处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不宜一概否定。比如,被侵权人从小到大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房屋、作为家族祭祀活动的祖屋等,都宜纳入“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范畴,如遭侵害,则宜肯定被侵权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当然,基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本身属于“物”的范畴,所以法律对此类特定物上所包含的“人身权益”的保护也做了相应限制:其一,要求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必须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程度。具体而言,当侵权人的行为侵犯了对被侵权人而言“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给被侵权人主观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此时尚不足以认定侵权人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有侵权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被侵权人才能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究其法理而言,乃是因为法律不能一般性地期待侵权人认知特定物对被侵权人而言具有人身意义。“如果对于侵权人的主观要件不做限制,很可能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被滥用,毕竟通常侵权人所能预期的侵害物的赔偿责任只是财产损害赔偿,而不能预见到需要因此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二,此处的“侵害”原则上宜理解为“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虽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没有采纳《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1)第四条“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表述,但从防止精神损害赔偿被滥用、要求精神严重受损等构成要件来看,原则上宜坚持这一立场。当然,对于有些“损害”,即使没有达到“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程度,只要达到了让被侵权人遭受严重精神痛苦的程度,且符合一般人的判断标准,即应当肯定被侵权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2.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

   就“造成严重精神损害”这一构成要件的认定而言,其关键在于判断“何为严重”。有观点认为,所谓严重是指后果的严重,如果社会一般人在权利遭受特定侵害时普遍难以忍受和承受,此种精神痛苦就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的“严重精神损害”。这一抽象的判断标准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社会一般人”的判断标准事实上还是对侵权人主观可谴责性的认定,如果特定侵权行为不可能让一般人产生严重的精神痛苦,此时就意味着侵权人并未也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被侵权人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让侵权人对这一超出主观意识的侵权后果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事实上将导致责任认定范围的不当扩张,相当于让行为人对本身不具有主观过错的行为负责。

   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同一个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行为对不同被侵权人精神层面所造成的实际影响是不同的,所以还必须考虑侵权行为对被侵权人正常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本身并不产生重大影响,则其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举例而言,如果一位女性的不雅视频被他人上传到网络上,按照社会一般人的观念,这显然将对其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但是,如果视频的女主角借助此事件以“xx视频女主”等形式进行“炒作”,此时就应认定该事件并未对被侵权人造成客观上的精神损害,至少不能得出对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结论,其不得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概言之,“严重精神损害”的判断,既要考虑“社会一般人”的承受标准,也应当考虑到被侵权人实际情况,两者缺一不可。

   (二)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证成

   1. 刑事案件被害人是否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规范冲突及实务立场。

   刑事案件被害人在精神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其能否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棘手问题,根源在于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冲突:

   一方面,就民事法律规范来看,刑事事件的被害人自然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特别强调了侵权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根据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规范,侵犯他人人身权益的侵权行为本身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并不影响其民事责任的承担,也不应当影响被侵权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理应成为侵权人是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唯一根据。事实上,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在民事法律规范的框架内,不论是根据现已修改的《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1)还是现已废止的《侵权责任法》(2009),也均能得出涉刑案件本身并不排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这一结论。

   另一方面,就刑事法律规范来看,现行《刑法》第三十六条将犯罪分子需要赔偿的前提界定为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而“遭受经济损失”,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则将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界定为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不论是刑事实体法还是刑事程序法本身均未明确民事赔偿范围是否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在内。但在司法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的司法解释等法律文件对此始终持否定立场;《 民法典》施行后修改的《刑诉法司法解释》(2021)虽然承认了刑事案件允许精神损害赔偿的例外,但整体上仍然持否定立场,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具体而言,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将修改前《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立法表述从“不予受理”改为了“一般不予受理”,从而赋予司法机关判断有无必要例外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自由裁量权。

   综上所述,根据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满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所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要件时,有权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根据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及司法实务的实际做法,人身权益严重受损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原则上无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2. 刑事案件被害人理应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精神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理应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结论本身是不容置疑的:

   (1)否定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有违基本的法理与情理。

   本文认为,刑事案件受害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论断符合基本的法理与情理,理应予以肯定:

   一方面,当一个犯罪所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权益时,如果这一行为已经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其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全部构成要件,被害人作为被侵权人,理应享有这一请求权。

   另一方面,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结论甚至可谓是法律常识,因为侵犯人身权益的行为在没有严重到犯罪的情况下,只要造成被侵权人严重精神损害,被侵权人都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当这类侵权行为已经严重到涉嫌刑事犯罪时,自然更应当肯定作为被侵权人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结论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释原理也能轻易得出;诚如有论者所言:“法律常识是人们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上述结论完全符合公众浅显的朴素的法情感,可谓是法律常识。

   (2)否定刑事案件被害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本文以为,官方给出的否定刑事案件被害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由均不能成立,通过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也完全可以得出刑事案件被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不存在障碍的结论。

   具体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几个官方解释,其论证刑事案件被害人不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逻辑起点其实在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所述的“物质损失”并不包含“精神损失”在内这一认识上,并就此认为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基于这一结论,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否定了受害人在刑事程序之外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民事诉讼的合理性,其主要的三个理由可概括如下:其一,肯定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单独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架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从而使得该制度的重要功能无法发挥;其二,肯定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单独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属于“重复起诉”;其三,肯定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单独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将制造“空判”,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但是,上述理由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上述第三个理由难以成立,如果认为“空判”将导致出现缠讼等新矛盾,就此否定刑事案件被害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从逻辑上而言,在所有难以保障执行的案件中,法院都应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从而保证最终的裁判不至于沦为“空判”,这显然是荒谬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

   其次,就前两个理由而言,其合理性均建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局限于“物质损失”这一前提下,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一句以及《刑法》第三十六条一定程度上与“人格不能物化”这一理念密切相关,其延续了被民事立法和民法学理论所摒弃的立场,且并未随着民事立法理念的转变而加以修改;如前述,我国理论界与司法界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认识存在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1996年版《刑事诉讼法》与1997年版《刑法》出台之时,民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虽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已经有较大转变,但是彼时视精神损害为资产阶级哲学概念,认为承认精神损害赔偿有损人格尊严的理念仍有一定市场。伴随着遭受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提出损害赔偿逐渐成为法律常识,上述落后的立法观念在现行民事规范中已经难寻踪迹;但是,在民事立法理念不断进步的同时,刑事立法却始终未能保持同步,仍然保持着损害赔偿仅针对“物质损失”的落后观念。从解释学上而言,因为“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两者在损害赔偿层面已经都能得到现行法的支持,所以在我国《民法典》已然施行的背景下,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一句的“物质损失”完全可以扩大解释成“物质类损失”,即“物质损失”包含“精神损害”在内,从而得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能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结论。如此一来,也就不存在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官方解释中所声称的,允许刑事案件被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存在“重复起诉”和“容易架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两个根本性的法理障碍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在《民法典》通过后,已经明确要求强化民法典学习,并且清理与民法典精神不一致的相关规定,所以上述刑事法律规范未来宜进行相应修改,明确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损害也能得到赔偿,从而为刑事案件被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彻底扫清障碍。

   四、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创新与不足:请求权基础与请求权主体的重构

   诚如前述,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总结司法实务经验的基础上,将“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一情形也明确纳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但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规定则是《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该规定明确损害他人人格权的违约行为也可能导致精神损害赔偿,从而肯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兼容性。但是,民法典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对请求权基础规范进行完善的同时,回避了请求权主体的争议。

   (一)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规范的革新及适用

诚如前述,在《民法典》颁布之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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