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清末停科举和民初的反思停科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22-06-01 23: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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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  
故公举本部落之人,以办本部落之事”为相沿而来之惯性。“然此种制度,今惟行之于最低级之自治团体耳,其稍高级之自治团体,已多不复适用此原则”(《饮冰室合集》第四册,《文集》之二十八,34页)。欧西的历史产生不出以考试选官制度,而其历史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地方“公举”制度,则已属今日之“最低级”。因此,西人“仿效”中国“考试授职”的“命吏之法”,正是在以他们的选择确定地说明,已被中国人停置的科举制度,其实内含着与现代政治深相印合的“高级”性。比之康有为由“立国甚短”着眼,指述彼邦“吏道不修”的直观而论,这种以“低级”和“高级”分等类的推论自为立说,显然更着意于构筑一套附会历史而更见深度的理路。当年奏议停科举,主其事者曾列举“科举夙为外人诟病”以慑服人心;而此日反思停科举,则由民生而及吏治,由吏治而及官制,由官制而重新审知这种“吾国首先发明”的“考试之法”,这个过程同样也在举“外人”之实例为说服力,但所见已是欧西“各国”学科举制度,其“仿效”和“尽师焉”的自觉自愿。十多年之间,时潮中人先引西方人之“诟病”科举,以证成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后引西方人的“仿效”科举,以证成科举制度的合理,以此为由来,中国人的停科举与反思停科举便始终和外国人的褒贬深相缠绕,而一千三百多年里深度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科举制度,则随之一路大落大起,既经历了否定,又经历了否定之否定。

   同属这一代人,并且同样面对着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又面对着潮流起伏的孙中山也在论说科举,但从清末到民初,其不变的宗旨则全都在于推崇科举,奉之为中国所独有的“优良”,以及念念不忘于把考试制度引入共和政治的构想。与康有为和梁启超所列述的道理相比较,显然是别成一路。作为一个思想过程,是朝廷停科举后一年,科举“斫丧人才”之说仍在余音震荡之际,正倾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已起而与之反向立论,非常明白地说:

   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但是君主专制国中,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虽讲资格,也是虚文。至于社会共和的政体,这资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

   在科举制度正被痛加挞伐的时候,他则敬意明显地称之为“祖宗养成”的“中华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不但依然深信科举选官的清明和合理,而且犹嫌一千三百多年里施行科举铨选的不够绝对和彻底。在别人割断历史的时候他回望历史,其怀抱不仅在“复活”和“增益”这种清明和合理,而且在沿此以“创建破天荒的政体”(《孙中山全集》第一卷,320、330-331、444页)。因此四年之后,他与刘成禺对话论革命,其中的一个题目便是科举。他说:

   中国历代考试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而且突过于现代之民主政治。中国自世卿贵族门阀荐举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有峻法执行,无论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

   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所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445页)

   在朝野共以兴学堂停科举为除旧布新之日,他看到的是科举制度与现代之民主政治相通相合的内涵,因此,他后来重说同一种意思,而重心又更多了一重引科举制度以完善民权政治的内涵:按“资格”任官,“我们中国有个古法,那个古法就是考试。从前中国的官吏,凡是经过考试出身的人,便算是正途,不是考试出身的人,不能算是正途”。而君权时代的帝王,犹能以其个人之力“在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念念留心全国的人才”,但“共和时代”,则“人民没有工夫去办这件事”,所以“任用官吏”,“考试制度”更加“万不可少”:

   故兄弟想于三权之外,加多一个考试权。考试本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兄弟亡命海外的时候,考察各国的政治宪法,见得考试就是一件补救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算是兄弟个人独创出来的,并不是从外国学者抄袭出来的。宪法中能够有加入这个制度,我想是一定很完备,可以通行无碍的。(《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下卷,574-575页)

   两段话的主旨都是以“君主时代”的考试串连“共和时代”的考试,俱见其年复一年,心中之所思的前后一以贯之。所不同的是后一段话评说科举制度下的帝王,又稍多了一点正面的含意,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在清末的新人物中,孙中山是一个先入西人之学后通中国之学的人(1916年,孙中山自述说“仆乃走海外,虽厄于语言文字之隔阂,而熟察其事事物物,运以自动之灵悟,辄觉心运神悟。继续【读】其历史掌故,与学者研究所得之著作”。又说“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读之,居然通矣【众大笑】”。《孙中山全集》第三卷,321页);又是一个因力倡革命而被目为“乱党”的人,但当曾经浸润于旧学的新人物纷纷反科举之日,他又以自己对这种“祖宗养成”的“中国民族进化之历史特权”的自觉承接,并引之以入“现代政治”,自始至终站在科举制度之既被否定,再被否定之否定的倏落倏起之外,并因此而非常显目地成了时潮中的独立者。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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