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卡:国内法院解释条约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 次 更新时间:2022-05-31 09: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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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卡  
例如,澳最高法在相距只有两年半的“马洛尼案”和“麦肯案”中,之所以分别采用国内与国际路径,很重要的是因为在前案中对条约解释持保守态度的两位法官(海恩和克莱恩)在后案中被两位持自由立场的法官(内托和高丹)取代。律师在条约解释中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在“麦肯案”中,由于该案中税务专员方提交的法律意见书“清晰、有条不紊地阐述和适用了维也纳规则”,因此“法院最后基本采纳这些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51)

   (三)条约解释国际路径的优势及优化必要性

   从不同视角观察,两条解释路径各有优缺点:(1)就保护利益和实现政策而言,国内路径更能维护国内利益,实现对内政策;而国际路径也强调国际利益,更易实现对外政策。(2)在司法便利性上,国内法院对国内路径通常更熟悉,适用起来更便利。(3)在增强判决国际公信力和减少单边主义方面,国际路径具有强烈的多边色彩,具有更强的国际合法性,更易被国际社会接受。(4)就缓解国际法碎片化和促进国际法治来说,国际路径更能推动国际法适用的透明、稳定、统一和可预期,因而在这方面更具优势。这些优缺点表明:在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增强判决的国际公信力与说服力、减少司法单边主义和促进国际法发展等方面,国际路径具有国内路径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2010年以来在上述中、美、澳三国的司法实践中,国际路径在与国内路径的博弈中都占据了上风。因此,无论是考虑中国立场还是研判国际趋势,国际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从中、美、澳三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各国法院对国际路径的重视程度、适用方式和具体过程存在差异。(1)重视程度不一。我国是唯一由最高法院以规范性文件方式要求“严格”采用国际路径的国家。(2)适用方式不一。在“麦肯案”中,澳最高法明确援引了维也纳规则,而在“大连渔业局案”和“阿伯特案”中,中、美最高法院都没有明确援用该规则。(3)具体过程不一。在“麦肯案”中,澳最高法运用维也纳规则的具体解释要素最为清晰连贯;在“阿伯特案”中,美最高法实际上运用了维也纳规则的一些要素;相较之下,在“大连渔业局案”中,我们看不到维也纳规则解释要素的适用。

   上述实践差异表明,维也纳规则只是形式上统一了条约解释规则,即使该规则被各国法院采用,但若对其作不同理解与适用,则仍可能出现不一致解释,而这被认为是造成国际法碎片化的最显著方式之一。(52)基于此,对国际路径的理解与适用进行统一或优化有其必要性。这在世界范围内恐难完成,但在一国法院内部或某些国家法院之间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在我国最高法明确要求采用国际路径的背景下,讨论该路径的优化问题具有实践意义。

   四、中国法院条约解释国际路径的优化生成

   我国法院优化条约解释的国际路径应是一种过程性行为,伴随该路径从观念产生到实践运用的整个过程。

   (一)对国际司法职能的认知与提升

   这是条约解释国际路径优化生成的基础。在加强条约解释与适用工作的新形势下,我国法院如何定位自身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位置,将决定其是否承认和如何履行国际司法职能。目前,作为国际司法职能的核心意义,国际争端解决与国际法适用以及国际法解释与国际法发展,已成为各国际司法机构的普遍共识。(53)其中,在涉及条约解释的情形下,国内法院如何解释条约,将直接关系其如何适用和发展相关条约规则,并最终影响国际争端的解决结果。

   从前述中、美、澳三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三国法院对自身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定位及国际司法职能的认知存有不小差异。从《“一带一路”意见》的规定看,我国最高法对此定位和认知最明确。因为在《“一带一路”意见》中,我国最高法对核心国际司法职能提出了要求,具体包括“公正高效审理涉‘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案件”“依法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惯例”“严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解释条约、“积极参与和推动相关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等。这表明,我国最高法对新形势下我国法院的核心国际司法职能已有全面认识,并作了清晰规划,因此《“一带一路”意见》实际上是我国法院提升国际司法职能的“宣言书”和“路线图”。为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我国最高法又专门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基于此,为整体提升国际司法职能,我国法院可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契机,以国际商事法庭为主要抓手,根据《“一带一路”意见》的要求和部署,积极做好条约解释、适用以及国际规则制定和涉外争议解决等工作。

   (二)对维也纳规则的认可与适用

   这是条约解释国际路径优化生成的关键。首先,我国法院须认可维也纳规则。维也纳规则是条约解释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条约解释应在该规则下进行,为此我国法院应自我克制对国内解释规则的适用。其次,我国法院须认清维也纳规则的优缺点。一方面,维也纳规则是“条约解释的权威性国际准则”,(54)国内法院依该规则解释条约,可以“有效履行国际义务”“保持国内化规范的国际性”“促进国内判决被国际或外国法院接受或重视”。(55)但另一方面,维也纳规则“并非一个逐步解释的公式,不能为每一案件提供无可辩驳的解释结果”。(56)可见,“该解释规则虽被尊重,但在实际适用中却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扭曲或篡改”,(57)解释者可能只是“挑选”该规则中的“解释要素”,在此情形下,“援引《条约法公约》与使用遮羞布无异”。(58)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系统认识维也纳规则之后,我国法院须提升适用该规则的能力。为此,掌握下列原理殊为关键:(1)条约解释的主要任务是查明当事国的缔约意图,但“在《条约法公约》体制下,当事国的意图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解释要素……相反,意图必须从该公约中所规定的诸如约文、目的与宗旨或其他解释要素中查明”。(59)这表明,“任何案件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要素,都会被投入到‘熔炉’之中接受考验,只有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会产生相关的法律解释”。(60)据此,挑选某些解释要素来确定缔约意图,有违《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立法精神。(2)要查明缔约意图,须首先阐明条约约文,因为“条约约文应被认为是当事国意图的真实表达……所以,解释的起点是阐明条约约文的含义……”(61)可见,条约解释的首要工作,是客观解释条约约文,从中发现当事国的缔约意图,即条约解释首选方法是文义解释。(3)条约解释规则的运用相当灵活,因为“(条约)解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维推理过程,很难想象可以通过对规则机械的适用即能完成解释的任务”。(62)(4)实践表明,从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出发,到上下文,再到目的和宗旨,然后从补充资料中进一步寻找相关证据,这个顺序对条约解释是有帮助的。(63)上述条约解释原理,不仅符合立法本意,也便利实际操作。

   根据我国最高法“严格”适用维也纳规则的要求,为确保我国审判实践中条约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防止与我国国内解释规则混同,彰显我国司法的多边开放立场,我国法院应寻求维也纳规则的形式援引与实质适用的统一,为此可首先明确援引该规则,在此基础上根据解释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按照查明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与上下文,参照条约的目的与宗旨,再从准备资料中进一步寻找相关证据。通过明确援引和分步解释相结合,我国法院可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维也纳规则的正确运用。

   (三)对外来资料的认定与处理

   这是条约解释国际路径生成优化的辅助方法之一。从严格适用维也纳规则的角度看,外来资料应是指该规则明确承认的条约文本之外的所有相关资料。对外来资料,我国法院要根据其性质作不同处理:(1)应优先适用的资料,这主要是证明《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第1项“嗣后协定”和第4款“特殊意义”的资料。“嗣后协定”构成有关缔约国对条约意义理解的客观证据,代表了缔约国的权威解释。(64)“特殊意义”作为不同于通常意义的意义,(65)构成条约当事国间的特别法。证明“嗣后协定”或“特殊意义”的资料具有优先适用性,因此它们不属于我国法院条约解释的辅助方法。(2)可补充适用的资料,主要是《条约法公约》第32条规定的“补充资料”。该条规定很明确,适用该资料是用以“证明由第31条所得之意义”,或在适用第31条后“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用以“确定其意义”的。据此,“补充资料”须在适用第31条“解释通则”的基础上再适用,无疑是条约解释的辅助方法。(3)可延展适用的资料,《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第3项中“有关国际法准则”的资料即属于这种。由于在国际法中,“没有什么是机械不变的,背景总是很重要”,(66)因此这种资料可作为条约解释的辅助背景或资料。为优化条约解释的国际路径,我国法院在解释条约时也可“向外延展”,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各项国际法渊源持开放包容态度,在条约解释时考虑适用,使条约解释结果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协调一致。

   (四)中国法院对国际司法对话的认同与参与

   这是条约解释国际路径生成优化的另一辅助方法。行政机关的条约解释意见对本国法院往往有很大影响力。“国内法院有依照本国政府利益来解释国际规则的倾向,而且有时就条约解释直接从行政机关寻求指导意见。”(67)正因为如此,在“阿伯特案”中,肯尼迪大法官认为条约事项涉及一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行政机关对此更有洞察力和发言权,法院应服从其对条约所作的解释。

   服从原则固然能让国内法院与本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但它对内削弱了国内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权,对外则降低了国内法院在缓解国际法碎片化和发展国际法方面的作用。(68)但如果国内法院放弃该原则,则可能损害行政机关外交政策的成效,并使自身面临国内政治压力。因此,国内法院需找到一种能够让其在遵照与放弃服从原则之间实现平衡的方法。

   国际司法对话就是这样一种方法。国际司法对话,是一国法院“公开地”“有意识地”参与其他法院间就“(案件)实体和方法论中共同问题”开展的讨论。(69)其基本工具是“比较法(首先是比较宪法)和国际法”,其“最佳方式”是法院间的“信息交换”,主要是法院间“传递司法推理过程与结果”,(70)其中,援引域外法院判例是最常见的国际司法对话形式之一。目前,国际司法对话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条约解释而言,《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为“在多元法律环境下开展司法对话提供了共同基础”,因为这些条款是一种“开放的结构”,既便利国内法院适用这些规则,又便利各国法院开展对话。(71)在条约解释方面,国内法院援引的“域外法院判例”主要是“其他条约缔约国有关条约解释的判例”。(72)在司法对话过程中,各国法院不仅可以相互学习条约解释的推理方法,而且可以援引域外法院判例来支持自己的条约解释结果,由此增进条约解释的论证说理过程和解释结果的公信力和说服力。这种不同国家法院的集体协作,使国内法院能有效抵抗外部施加给本国政府的各种压力,并降低任何特定法院被作为异数挑出来受惩罚的可能性。(73)不仅如此,国内法院通过司法对话,相互学习、影响和借鉴,可产生共同的条约解释方法,从而缓解国际法碎片化。因此,国际司法对话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辅助方法,有助于推动条约解释国际路径的优化。基于此,我国法院可积极参与国际司法对话,借鉴涉及条约解释的他国案例,并积极提供我国的相关案例供他国参考或借鉴。

   五、结语

当前,对跨国型和垂直型条约,国内法院是主要解释适用者。与国际司法机构相比,国内法院在条约解释的情形、类型与规则等方面有自身的特点。如果国内法院采用国内解释规则,就容易造成条约解释结果的多元化,加剧国际法的碎片化。并且,条约解释往往反映一国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立场,是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要说服国内法院采纳某一最恰当的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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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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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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