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卡:国内法院解释条约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 次 更新时间:2022-05-31 09: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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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卡  

   (三)国内法院作为条约解释者与国际司法机构的不同

   国内法院与国际司法机构都是条约解释主体,但有所区别。(1)二者解决的争端类型不同,导致其在条约解释中的地位有差异。对于传统水平型争端,通常由国家提起,由国际司法机构解决,其解释和适用的主要是水平型条约;对于私人间跨国型争端,则通常由私人提起,由国内法院解决,其解释和适用的是跨国型条约;而垂直型争端通常也由个人提起,国内法院解释与适用的是垂直型条约,对这种争端的解决,国际司法机构往往处于一种重要的补充地位,其典型是习惯国际法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补充性”原则。(2)二者对维也纳规则的认知不同,导致二者在适用条约解释规则上的差异。对国际司法机构而言,“在当今条约解释中,援引《条约法公约》是必不可少的”,其对这些“神圣的文本”保持了一定的“忠诚度”。(28)与之相比,“有大量的国内法院适用国内法解释规则来解释国际条约的实践,它们很明显与国际上的条约解释原则不一致”。(29)国内法院似乎都有一种“回家去”的天然倾向,即在条约解释时更愿意采用国内解释规则,包括国内法解释规则、合同解释规则和行政机关的条约解释意见等。

   (四)条约解释规则

   在对条约进行解释时,除了国内解释规则,国内法院是否可以与国际司法机构一样适用维也纳规则?如果是,那么适用这两种规则有何关系?就前一问题而言:一方面,虽然《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未明确规定适用者,但国内法院“至少是”其“默认的一个主要受众”;(30)另一方面,从实践看,已有不少国家的法院明示或默示适用维也纳规则的案例。可以说,国内法院能否适用维也纳规则的问题在实践中已得到解决。后一问题涉及维也纳规则与国内解释规则的关系。一方面,条约解释规则来源于国内法(尤其是契约法),但时至今日条约解释已发展出相对独立的规则,(31)维也纳规则即是适例。另一方面,维也纳规则来源于国内解释规则,因此二者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对于制定法的解释,美国有文本主义、意图主义和目的主义,这三种理论各有其立法与司法实践。(32)这三种方法与维也纳规则所体现的约文解释、意图解释和目的解释是基本一致的。就解释方法的实践运用而言,各国法院都有裁量权。由于两种规则存在较大相似度,因此一国法院若希望通过维也纳规则达到某些目的,(33)那么在条约解释时最好予以明确。

   三、国内法院条约解释的路径选择

   依据采用国内解释规则抑或维也纳规则,国内法院的条约解释路径可分为国内与国际两条。解释规则的不同选择产生不同的解释路径,进而产生不同的解释结果。据此,在条约解释过程中,要说服国内法院采纳某一最恰当的解释,其前提和关键就是要说服国内法院采纳某一最恰当的解释路径和规则。为此目的,本部分将以中、美、澳三国最高法院的条约解释实践为例,论证国内法院在条约解释上的两条路径,然后分析国内法院选择这两条路径的特点与原因,再通过比较两条路径的优缺点,揭示条约解释国际路径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和优化必要性。

   (一)三国法院在条约解释路径上的不同实践

   1.美最高法的实践

   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即从美国建国初期到崛起为超级大国这一时期,善意原则和从宽解释方法支配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美最高法)的条约解释实践,这种立场反映了格劳秀斯和瓦特尔等国际法先贤论著中的“国际主义”。(34)“迷人的贝茜规则”就产生于这一时期。但在20世纪中叶之后,美最高法抛弃了国际解释路径,特别是在伦奎斯特法院时期(1986-2005年),主要采用国内解释规则,尤其是会寻求美国行政机关的解释指导意见,其条约解释如同国内解释法。(35)这方面的典型是1992年“美国诉阿瓦雷斯案”(36)(以下简称“阿瓦雷斯案”)。在该案中,美最高法完全采纳了美国政府对1978年美国和墨西哥缔结的引渡条约的解释意见。自该案后,服从行政机关成为美法院条约解释的基石。但在2010年“阿伯特诉阿伯特案”(37)(以下简称“阿伯特案”)中,美最高法的多数意见“一反往常条约解释的保守传统,迎来了灵活解释条约的新气象……该多数意见似乎试图复苏善意原则和从宽解释方法,反复强调条约条款国际广泛理解的重要性”。(38)“‘阿伯特案’似乎表明……法院可能愿意重新考虑其条约解释立场,转向一种更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条约解释话语。”(39)但在“阿伯特案”中,“无论是多数判决意见还是反对意见,条约解释中都有制定法解释的痕迹……这表明,在美最高法的条约解释中,制定法解释方法将具有持续的影响力”。(40)因此,在“阿伯特案”之后,美最高法将如何选择条约解释路径还需通过实践继续观察。

   2.澳最高法的实践

   在条约解释路径选择上,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以下简称澳最高法)在两年半时间里完成了一次逆转。在2013年6月“马洛尼诉女王案”(41)(以下简称“马洛尼案”)中,澳最高法需解释1975年《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法》第10节中的“平等权”。为解释该法,6位法官一致同意应首先解释1965年《禁止任何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5条中的“平等权”,因为前者从后者转化而来。但就解释规则,法官们产生了严重对立,3位法官认为须采用国内法解释规则,2位法官则认为应适用维也纳规则。最后,澳最高法采用了前者。2015年“麦肯诉联邦税收专员案”(42)(以下简称“麦肯案”)则与“马洛尼案”形成了鲜明对比。澳最高法在“麦肯案”中需解释1947年《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以下简称《专门机构公约》)第6条第19节第2款(专门机构职员)“其得自本机构的薪给和报酬免纳税捐,享受此项免除的范围和条件与联合国职员相同”的规定。在解释该条款的过程中,澳最高法首先明确“《专门机构公约》的意义应根据维也纳规则来解释”;其次,逐字逐句列举了《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2、3款和第32条;再次,运用《专门机构公约》的相关条款,以一种清晰连贯的方式对《专门机构公约》第6条第19节第2款作了解释:它首先查验了相关词语的“通常意义”;然后考察了《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和《专门机构公约》的“准备资料”;进而认为“必须考虑”《专门机构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实践”。在依次考察上述“通常意义”“准备资料”和“国家实践”之后,澳最高法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

   3.我国最高法的实践

   2015年12月我国最高法审理的“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与昂迪玛海运有限公司等海域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再审审查案”(43)(以下简称“大连渔业局案”)涉及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油污公约》)中损害赔偿范围规定的解释与认定。根据《油污公约》第1条第6款的规定,对环境损害的赔偿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根据《油污公约》第3条第4款规定,除非符合本公约,否则不得向船舶所有人提出污染损害赔偿请求。对于该案所涉污水处理费用人民币5520万元是否属于上述条款中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我国最高法首先明确“本案应当优先适用油污公约”。然后,我国最高法分别列举了《油污公约》上述两个条款,指出案件所涉“海洋生态环境损失能否得到赔偿取决于该损失是否属于油污公约上述规定的赔偿范围”。进而,我国最高法根据相关事实,指出“大连渔业局并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对受污染海域采取了实际恢复措施并产生费用”,并且“大连渔业局亦无证据证明对该海域进行污水处理的必要性”,因此大连渔业局主张的“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5520万元,“不属于公约规定的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最后,我国最高法裁定驳回大连渔业局的再审申请。

   “大连渔业局案”裁定作出时,正值《“一带一路”意见》颁布不久,因此该案是我国最高法依据《“一带一路”意见》适用维也纳规则的第一案,而且该案被收录于我国最高法“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是目前该类型两批共18个典型案例中唯一运用维也纳规则解释条约的案例,其典型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说明其“典型意义”时,我国最高法指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海事大国,严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根据条约用语通常所具有的含义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进行善意解释,具体明确《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下的环境损害赔偿限于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含监测评估费用),确保国际条约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44)但从该案例的具体解释过程可以发现,我国最高法既没有明确援引维也纳规则,也没有清晰运用该规则中的解释要素。

   (二)三国法院在条约解释路径选择上的特点及其背后的原因

   从中、美、澳三国司法实践看,三国法院在条约解释路径选择上呈现下列特点:(1)因条约而异。在“阿瓦雷斯案”和“阿伯特案”中,美最高法对垂直型条约(引渡条约)和跨国型条约(儿童权利条约),分别采用了国内路径与国际路径;在“马洛尼案”和“麦肯案”中,澳最高法对属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组织派生法的垂直型条约,分别采用了国内路径与国际路径;而《油污公约》是跨国型条约,我国最高法采用了国际路径。可见,对垂直型条约,不同法院在解释路径选择上有分歧;但对跨国型条约,三国法院都采用了条约解释的国际路径。(2)因法院而异。对跨国型条约,中、美、澳法院都采用了条约解释的国际路径,但其具体方法有差异:澳最高法明确援引维也纳规则并具体适用了一些解释要素;美最高法虽未明确援引维也纳规则,但实际运用了一些解释要素;而我国最高法既未明确援引维也纳规则,也未运用相关解释要素。(3)因时间而异。美、澳最高法在不同案件中采用的解释路径不同,这种不同既可能长期存在,也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转变。

   中、美、澳三国法院之所以选择不同的条约解释路径,主要是因为存在相关理论基础、司法理念和现实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一是理论基础和司法理念的差异。国内路径主要体现一种唯我主义的绝对主权观。据此,主权者是一座座相互隔离的“孤岛”,国际争端主要通过政治方法或国际机构解决。(45)在此主权观下,国内法院秉持单边主义甚至霸权主义的司法理念。“阿瓦雷斯案”表明,美最高法在伦奎斯特法院时期采取这一理念。在此理论基础和司法理念下,国内法院解释条约通常会采国内路径。国际路径则体现平等主义的新主权观。据此,国际法主要是一种以主权者平等协作为条件的法律体系;(46)主权者不再是“孤岛”,而是共居在一栋“全球公寓”之中。国际争端的解决,国内司法方法越来越重要。国内法院的条约解释,还须考虑外国利益相关者和国际法发展需要,为此应采国际公认的解释规则。在此主权观下,国内法院秉持的司法理念是多边主义与平等主义。澳最高法在“麦肯案”和我国最高法在“大连渔业局案”都秉持了该理念,因此选择了国际解释路径。

二是现实条件的区别。主要有二:(1)本国对国际法或国际关系的立场。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美最高法对条约解释主要采用国际路径,从本质上看,这一立场反映了美国当时作为一个年轻国家,面对极不稳定的国际形势,力避与其他强权发生摩擦的现实考量。(47)但在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后,其最高法的条约解释立场趋于保守,转为依赖国内解释规则。可以说,“美国条约解释规则反映了过去200多年间美国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立场的发展变化”。(48)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法院适用维也纳规则,有助于减少司法单边主义,增强我国裁判的国际公信力,这反映了我国积极利用司法实现重大国家利益的目的。(2)条约解释共同体的组成。该共同体是指从事条约解释与适用的专业人员,(49)其范围很广,这里主要探讨法官和律师。法官的认知与组成可直接影响条约解释路径。国内法官,往往从国内视角处理条约解释问题。(50)但也有国内法官因持开放立场而选择国际路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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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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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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