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 李珊珊:论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22-05-29 01: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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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专栏)   李珊珊  
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建立健全最广泛公正的城乡权益共享机制,完成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历史答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高品质生活、农村高效能治理

   如何构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格局,不仅要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与转型的历史脉络和现实状况来看,还要从全面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发展阶段,需要从共同追求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探究向更高一级社会发展的全面现代化生成状态和具体形态及实践路径,这个过程要从历史逻辑和社会共识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最关键的战略目标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必须推动将发展落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

   在发展理念上,更加注重可持续性,遵循乡村发展规律

   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绝不仅是一个政策性问题,不能偏重于现实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关注的实践运作逻辑,而需要更多地探讨全面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理念等深层次理论问题与制度逻辑。因此,脱贫攻坚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有效衔接与转型是重点和难点,其思想和理念是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有效衔接与转型的基础和前提。推进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视野,将大国小农的国情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粮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置放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逻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逻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逻辑中去考察,从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总体脉络中研判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律与趋势,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新要求。

   脱贫攻坚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衔接与转型,也就是由“攻坚体制”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的战略重点逐步向“长效机制”实现乡村振兴为主的战略重点转变,需要从长期战略和短期目标的关系维度,把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综合性、整体性、渐进性和持久性特点,由短期目标的阶段性攻坚向长期战略的可持续发展推进。而乡村发展有着独特的自身规律,不仅要顺应经济规律,更要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还要确保全球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而这次爆发的全球性疫情对全世界经济社会和乡村发展而言,都构成了一个分水岭,都面临着发展理念的反思和发展体系的重构。

   在要素配置上,更加注重高质量导向,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与转型,是围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时代难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向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高质量发展转轨。因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目标路径如何衔接是关键,如何转型是核心。以全面现代化为新起点,不只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更是推进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的发展转型,也就是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攻坚体制”向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的“长效机制”全面转型,是从量变向质变的转型。

   而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与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是导致乡村利益流失,形成城市对乡村资源的“吸附效应”,成为严重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原因。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必然要求政府的优先投入,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发挥市场优化要素配置的优势,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高质量发展,为接续推进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市场与政府在乡村振兴要素配置上的职能边界与相互关系,把握好如何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要素的功能以及政府服务公众、协调利益、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使乡村要素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激活,让乡村经济发展顺应市场规律,形成从行政推动为主逐步转变为政府引导下市场驱动为主的高质量发展机制。

   在发展动力上,更加注重农民主体地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拐点,从脱贫攻坚战略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转型,主要矛盾和任务逐步转移到建立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上来,需要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战略转型,关键是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如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战略目标,从增强广大农民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看,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合理设定阶段性目标任务和重点,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建设者,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还是乡村振兴效果的衡量者,如果农民没有积极性,乡村振兴就必然难以实现。只有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最具基础性、广泛性的社会发展落实到乡村振兴的农民主体地位上来,广大农民群众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主体,才能全面激发农民的主体积极性、成为乡村的内生动力,去创造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生活。因此,在发展动力上,基于增进农民的福祉,“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以农民的动力为基础,在动力机制上实现“党的引领力、政府的推动力、市场的原动力、农民的创造力、社会的协同力”相融合,建立“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以农民力量为主体、以社会力量为主力”的有效衔接新机制,推进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乡村振兴。

   在实现路径上,更加注重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问题,探索“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相统一的有效实现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乡村振兴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而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共产党凝聚社会共识的政党优势,以公平与效率相统一为原则调动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与资源推进乡村振兴,会更多地倾向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共同行动”的客观必要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就应更多地思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必然性。“共同行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只是全面小康以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以及相对贫困问题,更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全面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如果“共同富裕”不足,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共同行动”就必然缺乏实际内容,也就无法形成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共同行动”。“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必须统一起来,在“共同行动”中“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中“共同行动”,用“共同行动”促“共同富裕”和用“共同富裕”保障“共同行动”。

   “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相统一是需要条件的,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困难。这就需要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共产党的政党优势,突出超越利益群体的引领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推进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平衡国家权力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和嵌入性,不断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的统一性就落在社会主义制度上。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本身就具有“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的大同社会历史传统与价值追求。所以,“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既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也统一在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中。

   推进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探索“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相统一的有效实现形式,既要发挥优化要素配置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党超越利益群体的引领作用,来着力破除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在不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为广大农民构建城乡权益共享更加广泛更加公正的命运共同体,让全社会在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共同行动”中共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使“共同行动”与“共同富裕”相统一的有效实现形式成为优化资源要素与集聚社会力量的转换器,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在体制机制上,更加注重区域差异性,强调不均衡发展条件下的多元路径

   从推进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衔接与转型,要把握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般性就是人类社会乡村变迁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般趋势及其在中国的体现,核心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重塑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使农业农村的发展进程不再因为服从工业化、城镇化的战略需要而延缓。特殊性就是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文化基因、政策取向等多方面原因导致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历史进程的复杂差异性,呈现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现实特征。从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看,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不可能一个目标、一个模式同步发展,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就迫切需要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整体制度安排与自下而上地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基层首创精神相结合,实现战略目标的一致性与实现路径的多元性相统一。

   这就需要超越碎片化的问题意识,运用大国制度创新注重地方创新的特殊规律。一是从全局看趋势:工业化使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这个过程一直就是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实现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必须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目标的要求,把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的体制机制与制度构建,落实到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上来,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发展趋势。二是从区域看差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共同目标,需要研判不同区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战略一致性,审视不同发展类别、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把整体层面与区域层面的现实、趋势、政策结合起来,建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一致性与路径多元性相结合、国家整体制度安排与地方因地制宜探索相结合、基础性制度体系与差异性政策体系相结合的集成化政策方案。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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