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22-05-19 21: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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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爱军  
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本身就引申出现代文明阶段的不可逾越。“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产主体、支配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中激活“资本的文明面”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作为工具和手段被予以承认。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三个更有利于”可以为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提供评判标准:是否更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更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的再生产;是否更有利于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发展创造条件。根据这一评价标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承认、利用、引导资本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也是承接了这一逻辑思路,为社会主义与资本、市场经济的结合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辩护。通过思想观念变革、制度构建以及实践展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激活“资本的文明面”,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引入资本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方面,还表现在:带来了社会活力;优化了社会权力结构;促进社会结构有效调整;增强了平等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等,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

   2.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以生产关系为中介驾驭资本,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发展。资本是需要被规制、驾驭的,因为它既有“文明面”也有“反文明面”。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实现“资本的世界化”扩张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自然的异化”)、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分化”)、世界和平和全球治理问题(“全球冲突”)以及人的发展问题(“人的物化”)。并且,从资本的历史趋势看,它必然被扬弃,因为“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驾驭资本就是要对资本运行、资本逻辑作用划定界限——“效果界限”和“范围界限”。前者指,引导资本发挥其积极效果(可以从马克思的“三个更有利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得到更为具体化的认知)。后者指,防止资本从经济权力向超经济权力尤其政治权力转化,防止资本逻辑滥用,防止资本向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的无序扩张。用什么力量驾驭资本?是包括制度、政权、意识形态、人民群众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显著的还是国家权力(广义上的,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政权)。推崇所谓“去国家化”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只是一种虚假意识形态。“国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这一点将决定一切,既决定国家的性质,也决定人民的命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然站在人民立场上,依靠国家权力力量,引导和驾驭资本,与资本霸权相抗衡,使资本服从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在资本全球化下,要防止私人资本尤其国际资本对国家权力的侵蚀,要维护人民性。驾驭资本决不是粗暴地用政治权力干涉市场经济、资本运行,其关键方式是发挥“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关系链中,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相互关系看,生产力强调的客体性逻辑与国家强调的主体性逻辑,都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主—客体性逻辑发生作用。”国家的主体性逻辑体现的就是上层建筑性质与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与满足国家意志的主观需求,都需要借助于生产关系的作用。“生产关系的作用不仅在于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于增加统治阶级获取的剩余”。由于生产关系一方面关联着生产力,一方面又决定了统治阶级和国家利益,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必须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着手,通过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核心是所有制),在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同时,借助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

   作为一种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也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新现代性逻辑。(1)发展逻辑。资本尽管进入到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但它并不构成主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产逻辑、发展逻辑。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主导是其根本的发展逻辑。(2)动力逻辑。从现代化的动力要素及作用模式看,西方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导的动力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资本-国家-人民(劳动)三元主体相协调的多元模式,尤其是超越了西方的“大市场-小社会”模式,构建起“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3)空间逻辑。这里所说的“空间逻辑”指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在民族国家范围驾驭国际资本。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吸纳国际资本。但是,“国际资本在开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开启了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就是摆脱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依附,对国际资本既利用又规制,将其在中国的发展纳入“三个有利于”的轨道。(4)制度逻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它们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制度逻辑,也是驾驭资本得以可能的根本制度支撑。

   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性、开放性概念,最初表现为“四个现代化”(1.0版),再演进为“小康式现代化”(2.0版),随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它又发展为“全面现代化”(3.0版)。全面现代化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高阶形态”,也是“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反映了它的内在逻辑。究其根本,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

   1. 全面现代化的中轴原理。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全面现代化的中轴原理。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稍作展开。其一,“物”的逻辑服从“人”的逻辑。现代化具有主客体双重逻辑。从主体逻辑看,现代化表征着人的生产能力、自由个性的提升;从客体逻辑看,现代化表现为物质财富增长、社会关系理性化、科学技术发展等。马克思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双重逻辑,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形态,也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人的发展形态的变化: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现代性文明的显著特征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现代化尽管带来了人的解放与发展,但是,它是以物的依赖性、服从“物”的逻辑为前提的。“物的依赖关系”就是物的关系对人的支配与统治,核心是资本对人的统治。一般说来,西方现代化就是“物”的逻辑支配“人”的逻辑、人的发展逻辑从属于资本逻辑。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了这一传统的现代性逻辑。尽管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在同一个世界历史时代,但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看,运用公有制、国家权力等防范资本物化逻辑,不以牺牲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利益为代价追求物质财富增长、资本增殖,始终与社会主义执行的“历史转化任务”保持方向一致。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其二,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的全方位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的统一。个人的全方位发展就是超越“片面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存在样式,实现人的能力的全面性、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全体人民共同发展不是少数人独享发展,大多数人不发展,而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享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其三,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通过满足“人的丰富的需要”而实现的。全面现代化就是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以及安全等方面的条件或保障,“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2. 全面现代化的整体性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彻底人道主义、共同体主义、和平主义等文明逻辑。除此之外,它还遵循了整体性文明逻辑。所谓系统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从内容或范围角度看,全面现代化是一个“1+6+1”系统。第一个“1”指的是“人的现代化”。“6”指的是“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第二个“1”指的是“治理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6+1”系统涉及到三个类别:“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全面现代化的整体性(文明)逻辑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社会维度看,全面现代化涉及到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有机体之现代化。其二,从人的发展维度看,全面现代化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其三,从文明维度看,全面现代化构建了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形成的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总和即文明。工业革命是现代化运动的发端。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实现工业化,依此为经验基础,逐步形成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典现代性文明模式。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建立在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物质文明类型。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全面现代化的整体性文明逻辑有几个显著特征。一是全面性。现代性文明具有全面性,基本要素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二是关联性。文明系统诸要素及其发展变化都处在相互关联之中,这种关联性使文明系统具有“关系质”。关联性必然要求协调性。全面现代化之“全面”,不能理解为各个文明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关涉到各大文明内涵之间的协调推进。全面现代化是五大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三是整体性。如何评价系统中某个要素或领域的发展变化?一定要放在整个系统及其发展变化中加以评价。可能某个要素或领域从内部来看发展效果不错,但从整个系统角度来看,可能不一定带来整体的、全局的发展,甚至带来负功能。比如,无节制开发自然,也许在一时一地推动经济发展,增加所谓的物质文明成果,但侵蚀了生态文明,最终阻碍了整体性文明进步。全面现代化具有整体性特征,无论是自身评价还是实践展开,都以提升国家文明整体进步为基本遵循。

3. 全面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作为一种后发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成功,并且能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智慧方案?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有效的战略路径即“全面协调现代化战略”。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为全面现代化的重要规定性。现代化是一种世界现象,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但直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才使得现代化实质性展开,并对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影响。因此,现代化普遍被界定为从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从“范式变迁”维度看,世界现代化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指18世纪以来的现代化,主要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主要推动力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典型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第二阶段指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一轮现代化,主要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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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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