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多民族国家是怎样的一类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 次 更新时间:2022-05-15 2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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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不仅构建了民族国家形态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承认了国内众多历史文化群体的民族地位,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来保障它们的集体权利,进而构建了相应的政策体系。中国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就确定了国家的多民族性质,并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都是典型的取向于“多”的政策选择。美国20世纪50年代掀起民权运动以后,国家层面采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中的认同政策、身份政治理论等,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对少数民族或少数族裔的利益给予的取向。

   从实践的情况看,这样的应对之策的确解决了不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存在的族际关系中的紧张或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国家整合的目标,有的国家取得的成就甚至是骄人的,如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的政策选择产生的良好效果,政策受益者的欢欣鼓舞和赞颂,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都给予了这样的应对之策以充分的正当性和鼓励,从而将这样的应对之策推上了道德的制高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种应对之策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苏联的解体就与此有着直接的关联,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带来的问题也呈越来越多之势。美国的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政界和学界精英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担忧,甚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中国也出现了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政策所取得的成效与投入的资源不成比例即政策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形成机制和实际影响各不相同,但都是取向于“多”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而且蕴涵着的基本逻辑也是清晰的,即这样的政策取向或应对之策从根本上蕴涵着一种“投入—回报”的假设,期待通过特定受益对象的积极回报而达成政策目标。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样的政策的回报都相当不错,但这样一种政策的长期实施又会推高受益者的期待,从而导致“狄德罗效应”[24]——这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揭示的人的行为的一般规律是吻合的。于是,随着此类政策的长期实施,政策的边际效用便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旧有的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问题解决起来还更不容易。而且,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了那个代表国家的“一”,具体表现就是导致国家认同的降低,从而使“多”对“一”的挑战更具有刚性,进而致使国家面临的统一和稳定的风险逐步升高。

   多民族国家治理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根本性的,且具有长远的影响,需要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更有远见的应对之策。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此进行了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在其人生的最后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讨论,并将体现“多”的取向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视为“解构美国”的“解构主义运动”[25],进而思考了在国家认同受到严重侵蚀的条件下维持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最终提出了重振“美国国民身份”(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的应对之道。这实质上是一种通过构建同质性国民身份而夯实“一”的基础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先后提出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民族政策的取向由“民族主义”转向“国家主义”以及建设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等对策建议,突出了以“一”的取向来解决问题的思路。近年来国家决策层作出的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问题治理的部署,也是一种从“一”的角度来应对挑战的选择。

   这样的情形不仅进一步凸显了“多”与“一”的关系对于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而且也表明,对于多民族国家必然面临的“多”与“一”问题,既要从“多”的角度着眼并采取恰当的政策,也要从“一”的角度着眼并采取相应的政策,仅从一个方面来考虑问题并制订政策、投入资源,就会出现始料未及的后果。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这个“一”才是根本,如果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损害,“多”也就失去了依存的基础。

   六、结语

   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由于社会这个中间环节而相互纠缠并以不同的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持续展现的普遍现象。在此背景下,一个国家内生活或存在多个民族,以及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国家并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就成为必然而广泛的现象。而在一个国家存在的多个民族对国家体制形成本质性的影响,为国家体制打上多民族印迹的现象出现并具有普遍性的条件下,将这样的国家体制界定为“多民族国家”并加以专门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多民族国家在今天被作为一种国家类型来观察和研究,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这也表明,多民族国家就是国家存在多个民族并且为国家体制打上多民族烙印的一种国家类型。它与国家类型研究中具有高度共识的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等类型的划分标准完全不同,并不形成对立关系。

   “多民族”性质或类型的国家,由于在一个统一国家框架中存在多个民族并对国家体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各个民族演变的逻辑与国家体制演变的逻辑存在明显的差异,各个民族的演变所具有的能动性与国家体制的相对稳定性之间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多民族国家体制中体现多民族性质的“多”与体现国家统一性的“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多民族国家特有的和不可避免的问题,并会对国家体制的演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应对这样的问题成为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

   在多民族国家的研究中,对历史上和今天生活着或存在多个民族或族类群体的国家以“多民族国家”的概念来加以描述的意义不可否认,但对多民族国家的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或焦点更应该集中于“多民族”这一事实或现象对国家体制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包括“多民族”对国家体制的结构、演变产生影响的机制、方式和程度,多民族国家应对“多民族”形成的影响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和治理方式,以及“多”与“一”之间互动的平衡点,等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仅是多民族国家中多民族与国家体制相互关系中的根本问题,而且直接关乎多民族国家本身的统一、稳定和发展。

   诚然,对多民族国家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要对多民族国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的积累和解释理论,就必须在揭示多民族国家本质和特征的基础上将其确定为一种基本的国家类型,进而对其进行规范性研究、机制性研究,既为经验研究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也有利于将经验研究的成果纳入到既有的理论框架。多民族国家的研究在确定其类型特征进而构建起恰当的研究范式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全面、完整的认知,并持续地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

  

   【注释】

   [1]日本学者松本真澄证实,“民族”一词是梁启超滞留日本期间,将英语“nation”译为日文汉字新词“民族”,于1898年时输入汉语中的。[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2] 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11卷第3期。

   [3] 关于中国近代中华民族的构建与国内各个民族的构建的交织,可参阅笔者的《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4页。

   [5]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5页。

   [6] 费孝通指出:“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7]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笔者的《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8]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10] 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11] [美]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郦菁、张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12] [英]哈里·狄金逊:《1688年“光荣革命”的革命性问题》,《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13] 姜守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宗教因素》,《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

   [14]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86页。

   [15]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86页。

   [16]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17] 马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G. 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19] 郝时远:《苏联的构建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阐发》,载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12页。

   [20] 关于西方国家的多族化问题,可参阅笔者的《“亨廷顿之忧”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族际政治:中国该如何选择?》(《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21] 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22] 《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

   [23]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24] 狄德罗效应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发现的。其基本的涵义是,一个人在没有得到某种东西时心理是很平稳的,而一旦得到了却又想要更多。此种现象不仅常见也十分普遍。这样一种“愈得愈不足效应”,被称为“狄德罗效应”。

   [25]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周平,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来源:《江汉论坛》,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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