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多民族国家是怎样的一类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 次 更新时间:2022-05-15 2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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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这样的人群也就被称为了“民族”。

   其次,聚众成族的人们又必须以社会的方式生存和延续。社会这样一种很多人生活在一起而形成的特定样式也成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也因此而成为了社会人。由众多人组成的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秩序为前提,社会于是便形成或建立了公共权力并以此来建立和维持秩序。当社会在分工的基础上由于财产、阶级关系的形成而导致矛盾的复杂化和尖锐化以后,通过暴力强制来维持公共权力就成为了必然。于是,建立以暴力为支撑的公共权力并按地域来进行管理的政治形式出现了,这便是国家。这样的政治形式又将所管辖或统治范围内的人口整合为政治共同体,从而形成了国家共同体。

   再次,经由社会这个中介或中间环节,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结合了起来。可是,民族与国家各自生成和演变的逻辑完全不同。民族以利益为行为的基本导向,地理空间上相邻的不同民族之间则相互交往,并“在竞争中发展、兴盛和消失......竞争的胜利者,走向了发展和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至消失”[8]。而国家的核心或本质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公共权力,国家在对国内居民进行统治或管理的同时,也蕴涵着向外扩张的冲动,并导致了国家之间的竞争,进而出现了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统治覆盖于其他国家之上从而构建起更大的国家政治体系的现象,这样就形成了帝国。

   最后,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各自的行为逻辑及其相互间的纠缠导致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有一个民族建立和运行的国家,又有多个民族的成员在民族意识尤其是分界意识不明显的情况下共同建立的国家,还有一个民族建立国家后其他民族主动融入其中,或者一个民族将国家的统治范围覆盖到其他民族之上。如此一来,一个国家内生活着多个民族,或多个民族共处于一个国家之中就成为必然和普遍的现象。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并没有从民族的角度来界定和述说国家,更没有形成“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民族这种人群共同体被凸显出来,尤其是成为刻画或塑造国家体制特征的根本性因素,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成直接相关。民族国家这种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的国家体制类型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实现民族与国家的有机结合的同时,也开了以民族因素划分国家类型的先河,进而促成了从民族角度来分析或研究国家的路径或思考方式的形成。

   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是欧洲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随后逐步遍及全球,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欧洲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进入了众多民族群体各自建立自己王朝的时代。林立的王朝又处于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总体上呈现为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在王朝这种国家形态进一步发展并遍及整个欧洲的同时,一些王朝逐渐走向了专制并成为绝对主义国家。随着王权进一步加强并取得对于教权的优势和独立性,王朝对所辖人口的整合功能也持续加强,不仅使社会个体与国王的权利义务关系日渐明确并强化,从而塑造了社会人口的臣民身份,而且将不断臣民化的人口个体整合为整体,成为了马克思所说的“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9]。

   在王朝国家的人口日益整合为民族的同时,个体的权利意识也逐步觉醒和加强,进而形成了通过民族整体来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并掀起了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或运动。如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运动,“它的根本动机是剥夺国王高于法律的特权,将国王的行为限定在法律和议会许可的范围之内,其最终结果必将是国家主权从国王手中转移到议会手中。”[10]在此基础上于1688年发生的“光荣革命”,则通过《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两个宪制性文件“决定性地限制了王权,使得一些全国性的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成为保护财产权和分配政治权威的主要场所”[11],彻底改变了国家主权的“王有”性质,确立了“王在法下”“王在议会”的传统。“这次革命标志着英国,极而言之,甚至整个不列颠群岛宪法和政治史的决定性转折点”[12],民族的地位也因此而得到历史性的凸显。“英国作为一个整体,它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民族。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英国民族国家终于确立了起来。”[13]一个世纪以后的法国大革命,则在《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明确宣示: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14],进而又通过宪法规定: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与不受时效约束的,它属于国民。“国民是一切权力的惟一的来源,它通过代表行使权力。”[15]“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16]。这就把“主权在民”的原则实现为民族拥有国家主权,进而实现了民族国家的体制化、法制化、宪政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这种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得到凸显,“民族”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进而又被推广使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并传播。于是,从民族角度来观察、思考、描述和分析国家的思维逐步形成。

   在民族国家这样一种将民族与国家体制有机结合的国家形态不断拓展和普遍化的过程中,多民族国家的问题也被激发出来了。民族国家在形式上是民族与国家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国家形态,但不论是民族(nation)还是国家(state),都在长期的构建过程中形成并蕴涵了丰富的机制。正是这些机制所创造或提供的条件,促进了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生成和发展,从而显现出民族国家作为国家体制所具有的优势,尤其是相对于王朝国家的优势。欧洲各国通过民族国家体制构建了现代文明并有效地增强国力以后,这样的国家体制便形成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为更多的国家所采纳,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的扩张。

   欧洲以外地区的国家并不具有欧洲那样的人口或社会条件,因而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为了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将国内居民整合为统一的民族(nation),以此来支撑自己的民族国家构建。中国也是在此背景下构建起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但是,历史上形成并长期存在的各个民族在凝聚为能够支撑现代国家的民族(nation)即国族的同时,它们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因此消失。不仅如此,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唤醒和动员作用下,它们也进行了自我构建。其中,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影响不可低估。民族国家内各个越来越实体化的民族有了自己的称谓并逐渐争取到集体权利以后,反过来为民族国家体制打上了深深的印迹,从而促成了现代国家体制中多民族属性的凸显。

   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前,“列宁、斯大林为了发动沙皇统治下的各少数族群参加反对沙皇的斗争,宣布他们都是‘民族’并应当享有‘民族自决权’”。革命胜利后,“各地以‘民族’为单元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和‘自治政府’就如雨后春笋那样遍地出现。新生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政府……只能与它们妥协,在政权建构上给予各‘民族’很大的权力。”[17]十月革命后发表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就提出了“俄罗斯各族人民的自由自决乃至分立并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的原则。[18]于是,俄国便创建了“一种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国家的国际联盟”[19]。中国则在民族国家构建完成时,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认了国家的多民族性质。如此等等,促成了多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话语和叙事的形成。

   不过,具有多民族属性或特征的国家体制受到重视,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值得注意,这就是西方国家20世纪末以来日渐凸显的“多族化”现象[20]。这样的现象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了民族或族群因素对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体制的进一步塑造,从而使现代国家体制对族性身份群体集体权利的响应问题更加突出。虽然美国、加拿大等国没有承认国内族性身份群体的民族地位,而是将其界定为族群,但其国家体制也对族群的诉求作出了明确的回应。而且,这样的变化还体现出了趋势性的特征,并对国家体制的运行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影响。这就进一步凸显了国家的多民族属性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多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类型进行分析的必要性日渐突出。只有将多民族国家类型化,将其界定为与单一民族国家相对的一种国家类型,才能对今天的国家类型进行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同时也才可以对单一民族国家体制进行专门的描述和分析。只有在对多民族化的国家体制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具有多民族性质的国家体制的特征,以及其保持统一的条件和机制,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以及治理方式等,进而对历史上具有多民族特征国家的演变进行回溯,才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各种国家现象,更加全面地揭示国家的本质。

   四、多民族国家的类型及特点

   严格地说,“多民族”对国家体制产生刻画或塑造作用,从而形成具有多民族特征的国家体制,是在民族国家时代才出现的,这才使多民族国家具有了类型学的意义。但从现实来看,以“多民族国家”概念来描述历史上生活着多个民族的国家的做法已经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在中国,秦汉以降的各个王朝皆被描述为“多民族国家”,清王朝灭亡后构建的现代国家以及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也以“多民族国家”来界定。这样的现状凸显了将历史上具有多个民族群体的国家纳入多民族国家范畴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必要性。同时,将历史上的“多民族国家”纳入今天多民族国家认知的视野,也能够将历史上的“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时代的多民族国家加以对比,从而使民族国家时代那些“多民族”真正对国家体制产生了塑造作用的多民族国家的特征更加清晰,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多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和特征。

   站在今天这样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导性国家形态的时代来看,历史上的国家形态所指的主要是被民族国家所取代的王朝国家,所谓历史上的多民族国家,即王朝国家形态的多民族国家。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王朝国家,是国家最高权力由某个姓氏的个人及其家族占有并通过一个称为王朝或朝廷的机构来进行统治,以及由此形成的领地、人口等所组成的政治体系。国家主权体制形成后,王朝政权的本质特征就集中体现为君主拥有国家的主权,即主权在君,遵行“朕即国家”的权力原则,乃典型的“家天下”。“专制君权的本质是把国家视为王室的私产,民族服从于王室利益。”[21]在这样的国家权力配置下,国家权力的运行缺乏稳定的制度,未能形成或建立制式化的政府和完整的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权力运用充斥着主观性、随意性。

   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下,君主权力覆盖下的所有土地皆为君主所有,君主之外的所有人皆处于从属地位,为君主的臣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2]。社会人口基本的社会政治身份为臣民。由此便形成了王朝国家基本的国家伦理,即君主拥有或占有国家的最高权力,社会所有人口即大众只有在对君主尽义务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君主的庇护从而享有权利,君主成为一切政治权利的渊薮。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君主是权利本位,而社会大众则是义务本位的权利义务体系。

在这样的国家体制和国家伦理框架下的多民族国家,在王朝的统治范围拓展或周边民族臣服、依附于王朝的条件下形成。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不论王朝的政权掌握在主体民族成员的手中还是掌握在少数民族成员的手中,都只是表明王朝的统治范围内生活着多个民族。由于王朝或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某个姓氏的个人或朝廷所攫取,本来是公共权力的国家权力变成了个人的私产,民族的成员皆为君主的臣民,民族的集体权利并不被承认,因而也无法对国家体制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多民族”这个因素并未对国家体制真正产生刻画性或塑造性的影响。诚然,有的朝代会对异质性的民族或其生活的地区采取特殊的统治措施,如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制、土司制,甚至设置专门的机构和政策来应对具体问题,有的王朝的君主也会对少数民族抱持友好态度,唐太宗李世民就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3]的名言流传于后世,但这些都不过是具体的统治方式和行政措施,而非国家体制中尤其是国家权力配置中基于对民族集体权利的承认而作出的制度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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