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海庭: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22-05-13 23: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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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海庭  
要通过“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的软实力。2013年上半年中央决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17]2016年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8]2019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照党章党规找出存在的问题,自觉落实,埋头苦干。[19]

   这样一系列的“组合拳”,表明了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党的政治生态逐步好转,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也日益系统化:

   首先,明确了政治生态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20]其次,明确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就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21]。第三,明确了政治生态同政治文化的关系。“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最后,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指出了党内在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建设的基本路径。要通过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等途径,涵养政治生态。[2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政治生态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整体性。自然生态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决定自然生态的因素很多,包括气候、地理环境、人为因素等等。政治生态也同样,受历史传统、文化特征、现实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二是基础性。政治生态建设属于基础性的建设,决定着其他工作和活动的走向。政治生态好,人们在工作中心情舒畅,行为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治生态不好,特别是目标方向错了,工作中就会“南辕北辙”。三是无形性。政治生态从本性上来说,属于软性的东西。特别是很多因素隐藏在硬性因素的背后。这种无形性因素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想要改变它,也是一个过程,即“涵养”政治生态。

   对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系统性理论分析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结合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历程,要对政治生态作以相对系统的理论分析。政治生态主要是指政治系统和政治组织的内部环境,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生态,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前提。通过政治文化涵养政治生态,这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最基本的途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源起于五四时期,形成于延安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民性”。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人民性”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提出了“打倒列强和封建军阀”,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当时“人民性”的前提就是阶级性,将解放劳苦大众作为“人民性”的内涵。到了延安时期,系统地总结了依靠精神因素进行政治动员的历史经验,更进一步地提出文化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通过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践,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有三个特点越来越明确:一是政治性,明确提出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同时强调文化是政治的组成部分;二是能动性,强调精神因素的重要。精神因素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三是平民性,通过各种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建设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三是在精神因素和物质享受的关系方面,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做了比较科学的解释;四是基层组织建设的系统性成果越来越多。并且这四个方面都在不断提升。

   第二,政治信仰是政治生态的核心,决定着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政治信仰,就是“初心”和“信念”。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信仰不同。近现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有了正确而坚定的政治信仰,将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坚持政治信仰,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政治信仰是否坚定,直接影响到政治生态,是构成良好政治生态的基本要素。“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22一个政治组织,或者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首先要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知道往什么地方发展,目标是什么;其次要有以目标为基础的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的内涵就是价值观。价值观起着持久的作用,激励着人们努力奋斗;再次,每个人都要有明确的责任,信仰是责任的灵魂;最后,信仰是合作的前提。有了共同信仰的人们,才能够合作共事。

   第三,法律和制度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防止对政治生态的侵蚀,既要靠道德,更要靠法律规制。仅举最容易受到市场经济冲击的几个问题来分析:一是诚信,法律和制度是诚信的基石。诚信是我们主观承诺的要兑现的事情,同时诚信也是难以证明的,因此需要有一种标记来证明是否诚信,这个标记就是法律。法律“记录”诚信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合同法、金融法、会计法就是明显的证明。二是公平,公平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特定环境、教育程度等等的差别,人们的公平观差别是很大的,很难找出一个人们都能够接受的公平的标准。能力强的人主张机会的公平,能力弱的人主张结果的公平,作为领导者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主张认同的公平,为此,只能是事先定好具体的财富分配标准。三是和谐,一个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人们难免会发生摩擦,只能以事先规定好的规则避免这些摩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法规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系统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宏观上有惩治腐败条例,微观上有“支部工作条例”等等;二是严肃性,任何党员都要受到法规的约束,不能有“下不为例”和特殊人物;三是明确性,每个规定的边界都十分清楚,使党员有章可循。

   第四,发挥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典型引路的途径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一环。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要选好用好干部。任用一个干部,就是公开树立起来一面旗帜,表明一个单位和部门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在选人用人的基础之上,要搞好典型示范。树立典型示范是培育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在典型示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大批先进人物,如李大钊、邓中夏、夏明翰、王进喜、陈永贵、雷锋,一大批先进单位,如大庆油田、大寨生产大队、雷锋班、硬骨头六连,等等,均在建设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些误区需要避免:一是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高大,一定要找出对立面,这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映;二是要求英雄人物都是十全十美的,不能有一点不足,实际上英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三是对英雄人物来自于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体现不够,要认识到,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只要在一个方面能够起到带头和引领作用就足够了,不应一味要求十全十美。

   基于对政治生态的系统分析,可将之划分为三个层次:最深层次的是政治文化,这是政治生态的萌芽和发展的基础,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核心层次是政治理想和信念,即通过理性思维规定着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最表层的是政治行为,受法规和制度约束的人们的行为,反映着政治生态的状况及对现实的影响。在具体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通过政治文化的“涵养”,通过政治理想的指引,又通过政治纪律的约束,各种因素相互影响,良好的政治生态的氛围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政治生态建设是置于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之中的。从传统文化当中寻找积极的因素,特别是找到当代政治生态建设的抓手,是推进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途径。通过政治生态建设的抓手整体推进,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要求;抓好基层建设,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培养,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一环。今后我们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勇于创新,构建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良好的政治生态。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6]马齐彬等著:《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第467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第331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439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0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

   [11]《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12]《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1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3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第163页、第374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24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6页。

   [21]《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页、第415页。

  

   关海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国家治理》,2021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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