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张晶晶:论积极财政政策与稳中求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 次 更新时间:2022-05-12 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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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可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对于这一鼓励企业创新研发的优惠,可进一步考虑是否还可提高其幅度及适用期限。而在继续推进减税的同时,对于税外负担“五险一金”和行政性收费等,应结合整体的税制改革作配套考量,并积极衔接推进房地产税等税种改革任务,总体上贯彻中央提出的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税制结构的方针。

   3.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提高支出精准性,对于多年强调的支出压缩要求,可进一步从优化结构视角给予配合

   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里连年提出的压缩一般性支出与三公经费等,均属于优化支出结构。对支出做“减法”,首先要基于事权的合理化。1994年分税制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必然强调要推升事权、财权、财力的对应性,但目前事权界定在已取得显著进步的基础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明晰化和精细化。与之相关的,还有政府支出规模的制度制约不到位、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问题,这与“大部制”“扁平化”等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事项远不到位有关,应寄希望于随改革“啃硬骨头”的实质性推进来加以解决。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还应体现在“少花钱,多办事”,这要求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互动的全面改革,既分别从这三方面着手,又加强三方改革的结合互动,并切实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核并落实问责制,配之以合理地于预算会计规则中引入权责发生制,强化优化跨年度的联结关系与落实问责制框架下的奖惩措施。压缩支出的同时,还要支持和保证重点项目支出,注重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

   4.积极财政政策贯彻中需正视和配合呼应收入再分配优化诉求

   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被各方讨论多年,无庸讳言当前还存在较明显的问题,中央已明确地作出优化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指导。基尼系数作为居民间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按照国际惯例将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指标,那么查得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国内基尼系数,2019年为0.465,2020年为0.468,可知国内贫富差距较大。为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必然要求我们在致力“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处理好发展红利分配的“分好蛋糕”问题,这就势必涉及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与缩小收入差距的三层次分配机制:初次分配需要在市场充分起作用的情况下,首先鼓励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而“各得其所”地做大蛋糕;再分配则需要更多通过政府发挥作用,以税收和转移支付分好蛋糕,实现“效率激励”与“结果适当均平”间的合理权衡处理。在优化收入再分配中,必须以税制改革打造促进社会公平的稳定调节器。对于我国2018年的新一轮个税改革,需肯定个税改革体现了降低社会成员的低中端收入者的税负,加入了“综合机制”和专项扣除方面的强化与优化,但是“综合”机制只是综合了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并未包含在内,而且45%的最高边际税率,现实生活中主要对应于中国最有素质和能力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在执行中已使很多中高端人才和最为涉及“人才竞争”的高新科技企业感受到压力,有待在后续的深化改革中把部分非劳动收入纳入“综合机制”覆盖面,并优化个税超额累进的税率层级设计,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以利促进高水平人才和高新科技企业创新活力释放。财政政策应在收入分配这一重点环节的改革事项上,着力促进分配格局和相关机制的优化。现阶段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中,伴随着改革方面更突出的挑战性问题是直接税改革,应积极配合推进中央已明确的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试点扩围,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个人所得税和其它直接税制的改革及其相关政策引导机制,还可在第三次分配(即公益慈善分配)机制起作用的领域和事项上呼应配合,起到引导作用。在优化收入再分配机制方面,财政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转移支付扶助弱势群体、欠发达地区、低收入阶层,需有意识地抓住从当下到中长期、到未来整个中国社会进步方面不可回避的相关制度建设要领,与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差别化机制紧密结合,来由近及远地优化掌握涉及收入分配的“抬低、限高、扩中”要领。

   5.积极财政政策需有力支持配套改革

   在支持配套改革方面,积极财政政策执行期中,有必要、也有可能来大有作为。比如,可明显洞见我国社保体系的“五险一金”中,基本养老的缴费水平过于高昂,“五险一金”加总后,更是将近40%的缴费率,在全世界已居最高之列。在近年推进改革之中,税务部门已合规取得基本养老缴费方面的收费权,在消除以往条块分割式管理缴费形成的众多即得利益阻碍后,可以抓住有利时间积极推进全社会基本养老金统一纳入一个“蓄水池”的改革,以充分发挥其互济功能,因为将基本养老金提升为全社会统筹安排,将明显提升资金调剂余缺功效;而且,与此同时可考量如何乘势适当降低缴费率,回应企业减负诉求。又比如,对于现存的几百种行政性收费,如何打破利益固化藩篱开创有效降负的新局面,涉及多个部门“拆香火”式的职能优化、机构精简的改革,因为被取消的部门不复行使审批权,将必然带动原由其派生的收费权的寿终正寝,并挤掉相关原部门对应的“设租寻租”空间。实质性深化配套改革,是攻坚克难当务之急,积极财政政策施行中,应充分利用好可把握的协同促进作用,将全局的改革方案向前推进。

   三、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发挥功能应重视发掘PPP创新的潜力空间

   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有效投资带动有效消费,仍有相当可观的空间,客观上值得十分看重如何利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创新机制的可行性空间。我国2021年底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纳入的PPP项目已达10120个,项目总投资金额超过15万亿元,由民营企业牵头的财政部入库的PPP项目已超半数。理性分析PPP项目对于积极财政政策功能的发挥,可知:其一,PPP项目的合力具有总量扩张性,在不增加赤字的同时,合理引导政府体外的企业与民间资本的资金力量参与投融资,并通过一定期间内的运营权满足社会民间资本“在商言商”的诉求,“四两拨千斤”式地提高了政府资金使用效能,和使多元主体优势互补地提升项目建设综合绩效;其二,PPP项目多集中于政府规范下的准公共物品供给条件建设,提供出有益于结构优化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和运营项目,以及综合连片开发项目,从而在整体上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其三,PPP项目具有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器作用,PPP项目运营必然涉及设立SPV(特殊目的合伙企业),属于标准的股份制,其产权结构又必然不可独属政府,社会资本主体与政府实现了天然的混合所有,而在政府追求行政绩效的要求下,必然导致政府天然追求资金的放大、乘数效应而倾向于减少持股规模不求“一股独大”。因此,PPP项目自身兼具“积极财政政策”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与服务经济社会转轨的三大维度进步意义。

   总之,积极财政政策助力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贯彻落实,更好发挥其功能,应把握好总量扩张、结构优化与推进经济社会转轨的三维度框架,需要明确地认识和掌握提升效能、加强统筹的基本思路与要领,紧紧抓住优化赤字率与举债规模安排、高水平贯彻落实减税降费、优化财政有限资金支出效能、优化收入再分配与支持配套改革等五项具体工作要点,并需充分重视利用好PPP创新机制,打开其可观的潜力空间,以“四两拨千斤”式的政府资金放大作用,更好提升政府调控效能,服务于现代化发展全局。

  

   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张晶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研究人员。

   (摘自《地方财政研究》2022年第2期《论积极财政政策与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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