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P·理查兹:作为行政法的公共卫生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 次 更新时间:2022-05-07 06: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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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P·理查兹  
虽然在流行病学上是合理的,但由于来自同性恋权利积极分子以及那些不相信强制性公共卫生行动有效的公共卫生官员一起抵制,它一直备受争议。澡堂的营业主一直在努力提供专家证词,对关闭澡堂的理由提出质疑。[60]通过援引威廉姆斯案,法院在新圣马可澡堂案中指出:只要州所行使的行为与其目标之间存在合理性关系,那么,受监管的当事人就不能利用法院来攻击机构的政策决定,除非该机构的行为是以武断和反复无常的方式作出的。该案阐明了防止艾滋病毒传播与受感染者隐私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艾滋病病毒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冲击尤其严重。[61]

  

   同样,纽约州外科医生协会诉阿克塞尔罗德案(New York State Society of Surgeons v. Axelrod)则提供了一个说明法院可以利用合理性关系测试(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来裁判(uphold)那些明显不正确的公共卫生政策的例子。[62]纽约州一个重要的医疗行业组织起诉州的卫生专员,促使(force)他将艾滋病病毒添加到纽约州的“传染性和性传播疾病”名单中,这些列举的疾病在纽约州必须报告。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艾滋病病毒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但该专员拒绝了这一要求。法院支持了州政府的行为,认为卫生专员所做的政策决定是处理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最佳方法,原告不能对这一政策提出异议,即使卫生专员做出决定所依赖的事实基础很薄弱。

  

   FDA 诉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案(FDA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将雪佛龙案的裁判标准适用于 FDA 提出的(proposed)烟草行业法规。[63]这个案件之所以也能支持公共卫生教学,乃因为美国有着悠久的烟草史以及烟草监管历史。最高法院提出了监管先例(regulatory precedent)在成文法解释中的作用这个有趣的问题。在这些规定出台之前, FDA 坚持认为自己对烟草没有监管的权力(authority),而且国会已经明确授予了其他机构这项权力。然而,食品与药品法(the Food and Drug Act)中明确的规定又似乎覆盖到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最高法院最终裁定: FDA 对烟草没有监管权力,但在裁判的做出过程中,斯卡利亚(Scalia)和布雷耶(Breyer)两位法官互换了他们的以往角色。通过签署多数意见,斯卡利亚法官同意了这一观点:美国国会有意使烟草免于被 FDA 监管的历史由来已久,对烟草法规的审查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审视。布雷耶法官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烟草管制的历史应该被忽视,最高法院应该只关注法律本身的普通语义。

  

   四、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

  

   一般来说,正当程序是公共卫生和行政法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学生们必须学会区分刑事法律正当程序、限制的行政正当程序以及经济权利和政府福利的正当程序三者的不同标准。经济权利的正当程序是公共卫生和一般行政法中最常见的问题。

  

   屠宰场系列案件(Slaughter-House Cases)审查并推翻了一项新奥尔良(New Orleans)州规制屠宰工业的规定。[64]这些案件是这一时期常见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历史记录,也是重要的宪法案件。新奥尔良的屠宰场区位于法语区(the French Quarter)东部的沼泽地,易受洪水和排水不良的影响,对内脏和血液的管理不善带来了重大的健康风险。[65]城市当局要求对现有的屠宰场进行整合,并对该行业进行规制监管,其中也包括收取费用。[66]原告根据当时新批准的第十四修正案攻击这些法律,声称第十四修正案赋予他们正当程序和保护财产权的广泛权利。法院通过对第十四修正案的狭义解读(reading narrowly)后拒绝了这一挑战,以保留州的警察权。这个案件的裁决为讨论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形式。然而,民法学者常因为法院的这种狭义解读而批评屠宰场案。[67]学生们应该设想一下,如果在这些案件中对第十四修正案进行扩大解释,将会对各州实施卫生革命的权力造成怎样的影响,而从1850年到今天的这些卫生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寿命。

  

   俄亥俄州欧几里得村诉安布勒房地产公司案(Village of Euclid, Ohio v. Ambler Realty Co.)是一个经典案例,它支持区域划分法律(zoning laws)作为一种公共卫生措施,以应对那些涉嫌违反宪法的诉讼挑战。[68]卫生运动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是实施城市分区法,以改善住宅的生活质量。该案为公共卫生中的住房和环境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讨论。纽约市最初的分区法也是全美此类法律的范例。[69]

  

   戈德堡诉凯利案(Goldberg v. Kelly)是主要打破了最高法院在政府福利行政终止方面限制正当程序权利的先例,因此是一个新的财产案件。在伯格法院(Burger Court)的一份判决中,戈德堡案是由布伦南大法官(Justice Brennan)撰写的,更像是一份沃伦法院(Warren Court)的判决。戈德堡案的原告是政府福利的享有者,他们对纽约州用来终止他们福利的程序提出了异议。具体来说,原告希望提前举行听证会,有权提供口头而非书面证据,以及其他正当程序方面的考虑。以布伦南法官为代表的多数人意见认为:终止福利对于穷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要求州政府在终止福利之前给他们一个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法院批准了原告的请求,即允许他们口头陈述证据而不用提供书面陈述,理由是领取福利的人可能无法有效地准备书面证词,也不太可能通过律师来代理。但是,法院没有批准原告指定律师的请求。对学生们来说,理解戈德堡案的基本原理以及正当程序权利的扩大解释给机构带来的负担是很重要的。这一负担导致最高法院仅在六年后就限制了戈德堡案的事实。

  

   最高法院在马修斯诉埃尔德里奇案(Mathews v. Eldridge)中重新审议了戈德堡案中的权利。[70]在马修斯案中,争论的焦点是戈德堡案是否为联邦福利设立了一项提前听证的一般权利,该权利是否会适用于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 SSDI)这一福利的终止。法院认为,政府机构能够平衡在正当程序的成本相对于政府福利而言所具有的价值与主张正当程序相对于提高决策准确性的可能性之间进行平衡。这就是所谓的“马修斯因素”(the Mathews factors):

  

   (1)受官方行为影响的私人利益;

  

   (2)通过所使用的程序错误地剥夺这种利益的危险,以及附加或替代程序保障措施的可能价值,若有的话;

  

   (3)政府的利益,包括所涉及的职能和额外或替代程序要求将带来的财政和行政负担。

  

   法院认为,事前听证不会显著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因此没有必要性。[71]虽然没有直接否决戈德堡案,但法院没有在之后的任何案件中适用戈德堡案所支持的那些权利。马修斯因素在所有公共卫生正当程序案件中都存在争议,是成本效益分析的一个特殊案例。因此,同学们应该探索如何将这些因素应用于公共卫生的语境之下。

  

   赫克勒诉坎贝尔案(Heckler v. Campbell)也审查了残疾人社会保障保险(SSDI)的福利供给(award)问题。[72]政府颁布了一些规章,旨在界定各种残疾人可从事的工作之性质。这些规章的目的旨在简化审查,并通过限定调查员(fact-finder)所须根据申请者个人情况作出决定的问题来简化听证程序。法院认为,宪法允许利用规章来创设行政假定(administrative presumptions),而这些行政假定不能在个别案件中提出上诉。这是公共卫生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它意味着行政相对人(regulated parties)对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事项不得上诉或者提起诉讼。因此,餐馆老板不能为了保持汤的合适热度而就法规所设定的温度(假如真设定了的话)提出异议。赫克勒案连同马修斯案和雪佛龙案,为在公共卫生领域适用行政规章提供了框架。

  

   五、行政搜查

  

   行政搜查是行政法中最困难的概念之一,而公共卫生法构成了其中最具挑战性的事实情况。所有法律专业的学生,以及所有的警察剧的电视观众和犯罪文学的读者们,都可能被灌输了这样的理念:执法人员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不得搜查;搜查必须基于可能的原因,并详细描述搜查的目的。行政搜索在行政法学课程中很少受到重视,在公共卫生法学课程中也经常被忽视,但它是日常公共卫生执法的主要策略。公共卫生机构在收集数据时,无论是检查餐馆、追踪居民区的老鼠、对人进行结核病检测,还是在高科技制药公司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通常都会进行某种行政搜查。学生们应该了解行政搜查的过程和限制。关于行政搜查的法理学在行政实践的许多其他领域也很重要,包括国家安全法。在国家安全法中,它被用来试图为诸如无授权侦听国内电话等措施提供辩护。随着反恐战争将行政搜查和刑事搜查之间的边界不断推进,法院很可能会对行政搜查展开重新审查。

  

   弗兰克诉马里兰案(Frank v. Maryland)是理解行政搜查的起点,代表了从宪法批准到1967年弗兰克案被修改这一段历史中的行政搜查法。[73]弗兰克案是一个典型的公共卫生法案例。巴尔的摩卫生局的老鼠巡查员(rat inspector)根据投诉,在被告的家中发现了严重的鼠患迹象。[74]该巡查员进入被告的院子寻找老鼠的证据,并要求被告允许他检查地下室。但被告拒绝了,因其没有搜查令,巡查员只好带着警察返回,最后被告因拒绝卫生巡查员进入的理由而被逮捕。弗兰克福特法官(Justice Frankfurter)发表了多数派意见——一份经典的弗兰克福特意见——回顾了刑法和行政法中搜查的历史,从英国国王叙述眼前的案件。弗兰克案的裁决让大多数法学学生和许多律师感到惊讶,因为法院支持了未经授权的(warrantless)搜查,被告因拒绝搜查他的房子寻找老鼠而被判决有罪。弗兰克案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搜索史,但多数派意见的核心在于它所描绘的一种差异:行政搜查的有限目的与刑事搜查的唯一目的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通过行政命令和处罚来防止损害,而后者则是为刑事诉讼收集证据。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那样,联邦最高法院对刑事和民事目的的区分以及对惩罚和预防的区分,对最高法院后来在涉及准刑事诉讼案件中的判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道格拉斯大法官(Justice Douglas)还写了一份令人激动的异议意见,他对多数派关于历史的解释及其政策提出了质疑。

  

在1959年裁决的弗兰克案之后,最高法院开始反思逮捕令案件(warrant cases)领域的一般刑事权利和隐私权。[75]法院在1967年的两个判决中限制了弗兰克案中的可无授权进入的行政搜查之原则:西伊诉西雅图案(See v.(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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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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