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强: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一种阐释性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22-04-19 2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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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强  
有的还要早于欧洲文明。重要的是,它们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简单说,除了“二希”传统影响之下的欧洲文学之外,能与其相媲美的至少还有如下几大文化传统:在黄河、长江流域有中国古代文学;在尼罗河流域有古埃及文学;在恒河流域有古印度文学;等等。假如我们论述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概念,指的并非一个单纯或单一性的价值观、文学观,而是还与世界的地理范围有关的话,那么,从下文将要分别简述的中国、埃及和印度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源头”中,可以明显看出世界文学的文化基因是互不相同的,即:世界文学其实有着多个“源点”,其存在也具有很大的散在性。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的时间很早。暂且不论早在3700到5000年前良渚文化期间出现的那些纹饰与刻画符号,就是从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约公元前1600—约前1046年)来看,文学作品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存在了。周扬等人认为,“从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的诗作《离骚》《天问》《九歌》中就能发现,中国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神话和传说”。钱穆指出,中国夏、商、周文化并不是虚说,而是根据考古发掘和已有文献互证推演出来的。因此,其他不提,单从时间这个角度讲,中华文明的出现就比欧洲文明要早上许多年。把一个早出现的文学传统纳入一个晚出现的文学传统,并用其逻辑加以构建与阐释,显然是不妥的。因此,作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构成分子,中国文学理应有自己的另一套“源点”。

   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般把《诗经》视为古代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于《诗经》中的诗,最早产生于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 771年)初年,这比古希腊(公元前800—前146年)文学作品出现的时间至少要早上两百多年。有关中国文学专家的研究表明,由《诗经》及其后的楚辞《离骚》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风”“骚”文学传统,分别开创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这一事实意味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命名虽然与欧洲文学传统有所关联,但其内涵的生发与构建却早于欧洲文学。此后,中国文学继续沿着自己的文化逻辑运演着,如在汉魏六朝时期所出现的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为特征的新乐府诗也开始向楚辞靠拢,“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并最终与“风”“骚”文学传统汇聚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源点”。

   中国文学在本民族这些传统的影响下花开叶茂,先后出现了“五言”“七言”“永明体”等诗体和“赋”“骈文”“古文”“散曲 ”“宋词”“元曲”“小说”等其他文学表现形式。以《诗经》为代表的抒情短章,著名的叙事诗(如《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还有唐诗、宋词、元曲、话本等,共同谱写和构成了中国文学所固有的一套独特谱系。随着中国文学在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中国文学传统开始辐射到周边的国家,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正如有研究者所说,“中国诗词成为跨民族文学体系的中心”,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参与的区域文学世界”是一种跨国别、跨民族的文学世界。中国的古诗词除了影响到东亚诸国的创作之外,也对欧美的一些重要诗人如埃兹拉·庞德、加里·斯奈德等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庞德在20世纪初期所提倡的意象诗,与所谓的“汉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当代著名禅宗诗人斯奈德的诗,更是深受中国古诗的影响,他本人就翻译过唐代僧人寒山子所写的“寒山诗”,并直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对他的影响高达80%。

   古埃及的文学发展历程也大致如此。据史料记载,大约公元前3300年埃及人就发明了文字。在埃及的古朴时期和古王国时期(公元前3200—前2280年)就已经产生了歌谣、诗歌、故事和箴言等,金字塔祷文和大臣墓地上的碑传是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最主要的文学遗产。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280—前1778年)和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70—前1090年)是古埃及文学长足发展的时期,《阿通太阳神颂诗》、《尼罗河颂》、《死亡者之书》(又译《亡灵书》)等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著名诗篇。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文学形式——故事,如《能说善道的农夫的故事》《赛努西故事》《遭难水手的故事》(又译《沉舟记》)等,从不同的侧面抒发了当时埃及人的爱恋、苦闷和追求等一些世俗化的情愫。

   更重要的是,古埃及还拥有世界文学中最早的一部史诗——《吉尔伽什美》。这部史诗完成的时间也相当早,其雏形在苏美尔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3200年期间)就已完备,最后完成的时间是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这部史诗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主要采用了诗歌的形式反映古埃及人从原始公社制度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历史过程与风貌,既有对英雄的歌颂、友谊的赞美,也有一些为民除害的现实内容,可谓世界文学的另一个“源点”。并且,这个“源点”也具有某种辐射性,影响了该地区乃至远离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与区域,在传播与接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学传统。

   除此之外,还可以列举出若干国家或民族文学(如印度文学等)的创作情况,来证明世界文学“源点”的多样性。譬如,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出现了集印度宗教、哲学及文学于一体的《吠陀经》(Veda)。这大概可以视为印度文化传统的“源点”。其后印度的许多作品都是根据《吠陀经》以及《摩诃婆罗多》《莲花往世书》等史诗中所讲述的故事编写而成。这些主要由印度宗教文化培育起来的文学作品(抑或说这些表达宗教文化思想的著述本身也是一种文学作品),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源头”,在此基础上也繁衍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谱系。

   通过以上的简略回顾,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可以尝试着换个角度来看所谓世界文学谱系的“多源点性”问题。假如不是从欧洲中心论出发,而是从国际性文化圈的角度切入,世界文学的“多源点性”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呈现方式。首先,这种呈现方式可以通过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板块模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所谓世界文学的谱系,至少可以划分成以上三大“源点”,即由原本的欧洲一体论过渡到现在的三足鼎立。其次,从时间和流通的角度看,以上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通上的便利,这些文化圈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学创作和传统会逐渐出现一种跨区域的发展。

   在这个蔓延性、扩张性的发展过程中,非文化圈的中心区域由于受到外来的刺激与影响,也会本能地吸收和接受一些外来的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自己富有独特意味的文化和文学产品。有意思的是,这些原本属于被动接受的区域或国家,也会反过来将自己的文化与文学作品输出到其他区域或国家,甚至包括影响它们的那个中心文化圈。这样一来,在原本的三大国际性文化圈之外,又出现了文化圈的次中心或中心的转移,形成多点散开的局面,从而构成一个个具有某种内在联系但又有着明确差异的文化-文学谱系。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以往的文学发展中找出不少案例。印度的佛教文化曾对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东亚和南亚国家产生过不少影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佛教区域文化圈态势。但是,这不意味着印度的佛教传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后就保持原封不动,相反,它会被接受国加以融合与改造。如印度的佛教文化流传到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被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烙印:中国是用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来拥抱印度佛教的,从而创造出了中国的禅宗(Zen Buddhism)。而在两国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禅宗文化,又对中国后来的诗人以及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层级,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也有别于所谓世界文学“源点”的另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学谱系。

   不仅三大国际性文化圈的发展充满着复杂性,就是区域文化圈的发展也是如此。譬如,英国国家文化圈原本就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圈,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其他使用英语的非文化圈中心区域的国家如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都相继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并各自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英语区域文化圈的中心或次中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后起之秀的表现时常显得更为亮眼。

   总之,世界文学的谱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存在的模式与叙说的方式绝非只有一种。归根结底,文学谱系是通过梳理而建构起来的,对其“源点”的追溯与构建应该在世界这个文化和地理范围内展开。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与复杂的文学历史风貌相吻合。

  

   三、作为一种阐释的世界文学谱系

  

   从前文所勾勒出的“多源点性”世界文学谱系和国际性与区域文化圈这两个视角来看,世界文学的谱系并非呈现一个完整、自成逻辑的线性延伸,而是以多“源点”的方式散发开来。而且,这种“散发”并非一劳永逸的,相反它还会发生变化、变异甚或中断、再续等。

   没有多“源点”的世界文学谱系是不存在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变化的世界文学“源点”及其相关谱系的印证是一个不完整或有缺陷的世界文学谱系理念。这种“源点”唯一性理念的背后暗含了这样一个观点:世界文学本身是没有变化与发展的,从一个逻辑展开到一个逻辑结尾,千百年来都是按照同一模式、同一节奏演变的,丝毫看不到历史发展、时代内涵在其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显然,对世界文学谱系的观察视角应该加以转换。因为,这种“大一统”的文学观点已经严重阻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既然旧有的研究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那么,在当下到底该如何构建新的世界文学谱系?

   这个问题其实说也简单。从事世界文学谱系的研究者说到底其实就是坚信两个理论假设:一是世界文学是存在的;二是世界文学有着自己的发生“源点”及发展轨迹和构成网络。研究者就是在这样两个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按照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来描绘世界文学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将要迈进的方向,并以此向人们展示世界文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换句话说,世界文学的谱系研究并非对所谓的某种客观现象的客观描述——这种所谓的纯客观是不存在的;它其实就是研究者对世界文学存在方式和存在结构的一种阐释与构建,即带有某种强烈的主观性和建构性。因不同的阐释方法会有不同的世界文学谱系的存在。

   假如从这一视角进入世界文学谱系中,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同时代的人对世界文学谱系的认识会有所不同,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有差异的阐释结构。事实也确实如此。19世纪的歌德、马克思、恩格斯与20世纪初的泰戈尔、高尔基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就有着明显的不同。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概念具有弱化民族文学的特征,他认为“民族文学”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并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号召人们为了这一时代的到来而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点是从原理上说明“世界文学”是一个与世界经济发展和流通相关联的概念——世界文学在流通中得以实现。泰戈尔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普世价值问题,强调世界文学是由主流或非主流、帝国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国家文学共同构成的一个集合。他的这一世界文学概念无疑大大拓展了世界文学的疆域。高尔基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则主要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文学既能为“了解他国人民思想和经验提供一种便捷方式,同时也能在物质和福利的双重奋斗中促进团结与和谐”。

以上是对有关世界文学认识的几种不同观点的大致梳理与总结,其实,即便是同一观点下也会有不同的分流。如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认识曾博得不少赞同者,但这些赞同者对其理念也有不同的认识与解读。匈牙利学者阿帕德·波切兹科(àrpád Berczik)就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比作一场大型音乐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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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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