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骁:行政法上的客观法与主观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22-04-06 09: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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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宇骁  
那么市场同类型竞争者舞厅乙、丙等必然处于竞争劣势,此时各竞争主体形成市场竞争型互换利害关系。同时,营业时间规制本身还可以分解为娱乐场所被规制的“害”与社会一般公众治安、文化健康的“利”(《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1条)之间的相反利害关系,两者复合成一张利害关系网。

  

   第四,复数客观法(不同的规范)也可能因时间线推进、分步连环实施行政作用的机制而形成有主观法意义的阶梯复合。如我国城乡规划法律体系规定的从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直到修建性详细规划乃至后续征收、许可、出让,这种意义上复数客观法分解的实体权利体系对后续程序权利认定的影响是巨大的。[34]

  

   最终,行政法律规范可能分解为一张由同种利害关系垂直、水平、阶梯复合以及不同种利害关系交织组成的利害关系网。“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也正得以体现——行政主体正应当是在综合考虑、衡量这张利害关系网上所有利益与损害后才作出判断决定。

  

   五、结语

  

   以分配行政与利害调整观念为基础的多层级行政法律关系从根本上说与保护规范理论立场一致——保护与损害何种利益需要从行政行为依据规范中解释,但最大不同在于其清楚地在没有权利规范的行政法中划出了公益与私益的关系框架,提供了从公益中抽出私益的方法工具(私益性判断),并否定了实体请求权式的权利理解。这种“利害关系→合法权益”而不是“合法权益→利害关系”的逻辑顺序对我国司法实务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帮助是巨大的。同时,它对宪法与行政法之间根本关系的解释,不仅使得行政行为相对人与第三人的权利分裂得到统一,而且使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交互与融合成为可能。

  

   注释: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21年度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行政法权利理论审视: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为切入点”(20CG16)的研究成果。

   **本文与最终发表版本不一致,引用请以发表版本为准。

   [1]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1頁参照。

   [2]仲野武志『公権力の行使概念の研究』(有斐閣,2007年)205頁以下参照。

   [3]参见成协中:《行政行为概念生成的价值争论与路径选择》,《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第158-170页。

   [4]参见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8页。

   [5]津田智成「フランス国家賠償責任法における役務のフォ一ト認定の基準と方法(二)」北大法学論集68巻5号(2014年)17頁;水林翔「フランスにおける権利概念の展開」一橋大学15巻2号(2016年)868頁参照。

   [6]柳瀬良幹「既得権の理論——国権の一般的限界としての既得権学説の素描」同『行政法の基礎理論第2巻』(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年)121頁以下参照。

   [7]参见黄宇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的法理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6期,第97页。

   [8]Vgl. Rudolf Bernhardt, Zur Anfecht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durch Dritte, JZ 1963, 302, 302 ff.

   [9]相关代表性文献参见方世荣著:《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21页。

   [10]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2页。

   [11]相关判例总结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251页。

   [12]参见程琥:《行政法上请求权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1期,第21页。

   [13]参见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0页。

   [14]参见沈岿著:《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2-91页。

   [15]参见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法学家》2008年第1期,第136页;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60页。

   [16]参见黄宇骁:《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法学家》2020年第1期,第47-63页。

   [17]参见[日]山本隆司:《客观法与主观权利》,王贵松译,《财经法学》2020年第6期,第108页。

   [18]原田大樹『公共制度設計の基礎理論』(弘文堂,2014年)255頁参照。

   [19]参见黄宇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的法理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6期,第108-109页。

   [20]布勒理论中的请求权不是真正的请求权,而是自由权本身,因而可以纳入相对人。参见[日]小早川光郎著:《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70页。

   [21]神橋一彦「行政訴訟と基本権保護——『訴訟法の留保』は解消されるか」ドイツ憲法判例研究会編『憲法の規範力と行政』(信山社,2017年)116頁以下参照。

   [22]参见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法学家》2008年第1期,第137页。

   [23]参见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历史嬗变与司法适用》,《法学家》2019年第3期,第7页。

   [24]参见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90-109页;王天华:《分配行政与民事权益——关于公法私法二元论之射程的一个序论性考察》,《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83-96页。

   [25]参见成协中:《行政行为概念生成的价值争论与路径选择》,《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第156-157页。

   [26]参见黄宇骁:《行政法学总论阿基米德支点的选择》,《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第147页。

   [27]山本隆司「行政法の法典化」ジュリスト1304号(2006年)87頁以下参照。

   [28]山本隆司「現代における行政法学の体系」岡田正則ほか編『現代行政法の基礎理論』(日本評論社,2016年)43頁参照。

   [29]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42頁以下参照。

   [30]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445頁参照。

   [31]下文基本框架源自施密特·普罗伊斯和山本隆司的研究,但具体展开与其有所不同,相互差异见以下文献:Matthias Schmidt-Preuß,Kollidierende Privatinteressen im Verwaltungsrecht:Das subjektive öffentliche Recht im multipolaren Verwaltungsrechtsverhältnis,2. Aufl.,2005,S.30ff;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61頁以下参照。

   [32]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66頁以下参照。

   [33]参见王锡锌:《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及其克服》,《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第42-52页。

   [34]参见黄宇骁:《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关系之辨》,《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2期,第119-124页。

   作者简介:黄宇骁,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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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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