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南: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述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 次 更新时间:2022-03-24 0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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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南  
”可以看出,相对于梁、孙等人,陈独秀的分类彰显了阶级分析法的独特视角。这在当时是重要的理论进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强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的民族主义者相互同情和援助的重要性。他说:“无论何国工人,如果他们不同情于被压迫的民族运动,便是不愿意参加打破帝国主义的世界;无论何国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不同情于工人运动,如果他们反对阶级争斗,便是不愿意成就打破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种认识同样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及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的辩证统一。

  

   此外,陈独秀还专门批判了另外两种民族主义类型。一是“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民族主义”,即“资本主义前的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这种民族主义不懂得现代民族运动特性,认不清弱小民族之敌,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实则“放过了民族运动之敌人”。他还指出,中国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知识阶级即如此,“或极力主张民族运动(如青年党),或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如国民党右派)”,已成中国民族运动的一个大患,“竟不看见剥削压迫中国民族无所不至的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做了帝国主义者宣传的工具。”二是“一般高等华人的民族主义”。陈独秀指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已在中国造成一种’民族的巴士的狱’,胰削中国人之心脏”,而“所谓高等华人亦复同一腐败,一般高等华人尚自以为崇信民族主义,但实则已为帝国主义者之奴隶”。陈独秀的批判用语虽略显口语化,但足以形象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现实。

  

   (二)关于“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

  

   陈独秀对涉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相关议题有着诸多诠释与批判,这些内容同样成为了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对“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应有意涵的诠释。

  

   1922年9月,陈独秀在《国民党是什么》中提到:他曾亲身聆听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其中首讲的就是民族主义。陈独秀指出,孙中山演讲的大意是说,“满洲皇室虽然推倒了,而中华民族备受列强的压迫,民族主义仍有提倡的必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已由“排满”转变为更高层次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

  

   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举行大罢工,起因是英帝国主义颁布新警律,对华工苛加严规,肆意侮辱。陈独秀撰文声援,指出民族主义的政府和每个民族主义者都应承担起应有责任,“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应该站在民众前面,不应该跟在民众后面,更万分不应该站在中立调人地位”。很明显,陈独秀在此对“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应有意涵进行了清晰地界定。一个月后,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寸铁”栏目中再次对“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应有意涵进行了诠释,指出:“主张民族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民族运动表同情。”陈独秀的诠释充分体现了立足于民族和工农利益的革命性。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指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无产阶级的参与下,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减少了前时代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新的色彩——反资本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的色彩”。有学者认为,陈独秀这种认识代表了以强烈的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时代的一种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倾向。这种认识,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的辩证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的继承和发展。

  

   其二,对国民党右派曲解“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意涵的批判。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为争夺领导权,排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从理论上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多方曲解。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反击,其中陈独秀在1926年春夏连续撰文对国民党右派曲解“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意涵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

  

   1926年3月,陈独秀在《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对国民党右派宣称的“打倒帝国主义,乃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而言”而非“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见解非常糊涂”。

  

   4月,陈独秀进一步剖析了国民党右派曲解民族主义的逻辑错误。早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曾明确宣示民族主义的两层意思,即“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指出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然而国民党右派后来却宣称,“本党之民族主义,主张融合此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以与战胜民族抗”o®陈独秀对此指出,国民党右派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而不是“与帝国主义抗”,这公然违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陈独秀批判道:右派的民族主义“不问是非,专与战胜民族抗,我们真不懂得国民党右派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种逻辑?”

  

   5月,陈独秀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再次批判了国民党右派反对苏俄援助的所谓民族主义,指出他们“这种形式的逻辑”实际上“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闭关主义”,“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

  

   其三,对国家主义派曲解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批判。

  

   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主义派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1808年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在《告德意志国民》中所提倡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国家主义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由资产阶级政客组成的政治派别,往往特指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代表人物有曾琦、李璜等人。因其标榜国家主义,故称国家主义派;又因其创办了《醒狮》周刊,称为醒狮派。国家主义派宣扬超越个人、民族、宗教、阶级和党派,从根本上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实际上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国家主义”是国家主义派对英文nationalism的翻译。nationalism在中文语境下常译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派之所以放弃“民族主义”而采用“国家主义”译名,是由于他们对nationalism做出了动态的、历史的考察。国家主义派重要人物、“中国青年党六魁”之一常乃德曾称:19世纪以前,“一族一国”的国家观念非常发达,用民族主义来翻译nationalism符合时代特征,但19世纪后人类的国家组织发生巨大变化,即把单纯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变为以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各原素共同组成的国家,用民族主义来对应nationalism就不能体现时代的变化了。这种解释以及国家主义派采用“国家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来指称19世纪后nationalism的做法,貌似是学理上的创新和发展,实际上仍难以避免其在理解民族主义演进史上的固有缺陷,也难以掩盖其无法理解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本质。实际上,“国家主义”是被用来指称民族主义在19世纪以来的表现形态,仍在民族主义的范畴之内。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的1921年7月,陈独秀就在《社会主义批评》中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浓厚的德意志国家主义色彩及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写道:“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为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应走俄国共产党的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能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主义道路。

  

   1926年5月,陈独秀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一文中,针对有人质疑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否立足于国家主义这一问题,指出这是一个根本争论点,应有明确的解答。陈独秀从两方面批判了国家主义派认为孙中山是国家主义者,其“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观点。一是认为不能浅薄地理解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陈独秀写道:“不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爱他的祖国——中国,为他的祖国——中国奋斗的,他是极力劝中国同胞要恢复民族主义来救国的,……然而因此便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那就未免对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之研究过于浅薄了。”二是认为,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几个要点中可以看出其与国家主义的根本不同。陈独秀指出,孙中山把民族和国家分得很清楚,一向“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其民族主义明明“属于现代殖民地国际民族运动之特性”而非“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因此“不能诬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不能说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

  

  

  

   三、后期的“可贵坚持”与“消极意识”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失败。陈独秀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7月被解除中共领导人职务,后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之后,陈独秀逐渐靠近托洛茨基主义,曾于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领导人。1932年10月,因托派组织成员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8月曰军侵占南京前夕获释。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在1927年7月至1942年5月这段人生和政治生涯的后期阶段,陈独秀仍有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这些论述总体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可贵坚持”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多次违背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并犯有参加托派组织的重大错误。但在民族大义以及论述民族主义方面,他仍称得上是一位爱国人士,有着诸多可谓是“可贵坚持”的论述。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及区分不同民族主义的辩证观点。

  

   1931年11月,陈独秀在《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中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民族主义的辩证观点,认为对民族主义不能不论时空一概采用或否拒。他说:“一切政策与口号,若不择空间和时间一概采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民族主义运动“都曾表示过赞助或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在文中,陈独秀将民主、民族联系起来,主张在群众运动中不应忽视“民主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对于被压迫国家的必然性与重要性。陈独秀还指出,不能拘泥于“工人无祖国”的立场,极左倾地鄙弃民族主义,单纯认为民族主义仅属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坚信中国民族主义爱国运动的大势和前景,指出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将来还会不断发生,“一直到中国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压迫之下完全解放出来”o®总体来看,陈独秀这些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其辩证认识和坚持中国民族解放前景的态度值得肯定。

  

卢沟桥事变后,陈独秀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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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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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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