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平行历史中的横向整合 —— 如何叙述“第三世界”的传播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 次 更新时间:2022-03-15 1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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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佳  

   前不久,我的约旦研究生丽丽刚刚完成了她的毕业论文,主题是讨论《人民日报》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次中东战争的报道。她刚刚接触研究材料时的惊讶和欣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一篇篇对“阿拉伯弟兄”激情澎湃的声援,她好像发现了一个久已失传的宝藏,感慨几十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文化心理距离发生的巨大变化。我还记得,从入学时起,她就对中国媒体上的阿拉伯地区报道颇为不满,神秘的异域风情、难以理解的宗教文化、连绵不断的莫名战乱似乎成了抹不去的标签。这样的报道给大众留下的不是民心相通的感受,而是逾越不了的障碍。她很兴奋地给我展示一幅1956年11月《人民日报》的照片,告诉我当天首都北京有四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英法出兵埃及。斑驳的黑白画面瞬间将我带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苏伊士危机、伊拉克革命、卢蒙巴遇刺,在一个个历史事件背后,在贝尔格莱德、在雅加达、在平壤、在北京,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群众声援与抗议——人民的命运曾经自觉地联系在一起。

   回到现实,历史的翻转让人感慨。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国家外宣媒体创设海外版报纸的研讨会。会上主编人员介绍了新报纸各个版面的内容定位,其中一页PPT的标题引起我的注意,叫做“与中国无关的国际新闻”。我对当时编辑介绍的其他内容已经记忆模糊,但对这个标题印象极为深刻,它再次冲击了我对当代媒体文化的认识。技术上看,这只是编辑处理新闻内容的一个类别,但其中表现出一个国家媒体对国际事件的旁观心态让人唏嘘不已。如果讲不好世界的故事,找不到中国与世界的连接节点,又怎能讲好中国故事。回想起去年新闻传播的专业考试,我冒险在试卷上出了一道时事题目,想让学生从中国经济与外交的角度出发,设计一下如何报道2019年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动荡。两地都是中非贸易长期以来的重点国家,中国的能源和基建投资遍布其中,政局变动的影响可想而知。但考试结果是几十份试卷答案无一命中要旨。“与中国无关”,这真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魔咒。但想来也有些无奈,我们又怎能对学生苛责?这些怀揣国际新闻理想的“九零后”们从小到大所处的媒体和文教环境不就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更早的一代人所创造的吗?

   如果这些在中国社会的观察只能说明全球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那么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认知则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在这方面,又是两次亲身体验触动我去面对横向传播障碍的问题。2018年在乌干达一个叫瓦卡里加(Wakaliga)的村镇,我参与组织了一场与当地村民的圆桌对话,其中的一个议题是了解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方小报和当地反对派媒体多年来杜撰的各种丑化中国的故事和流言蜚语从这些朴实的非洲村民口中鱼贯而出,其中充斥着大量不自觉的种族偏见和政治偏见。村民们七嘴八舌间,我真切感受到一种势单力薄、有口莫辩的尴尬。这些年来,他们其实有不少机会接触在当地从事商贸和建设工作的中国人,也有大量的中国投资和援建项目在他们周边存在,然而相互认同的话语体系仍然难以建立,两个群体间打破隔阂的尊重和信任也无从谈起,似乎总有一种支配和离间的力量存在。基层百姓如此,知识精英也是如此。2016年,我在拉合尔参与了一场同样形式的对话,只不过这次谈话的对象换成了一群巴基斯坦的年轻大学生,而话题也更多转向对现实的担忧:中国的投资将导致更大的地区贫富差距,CPEC(中巴经济走廊)的远景规划还不够透明,巴基斯坦该如何应对中国能源项目和基建项目上的巨额债务,又如何保障自己的主权完整……在这些复杂议题面前,传统的“巴铁”情谊可能会显得有些空泛。然而,在民族国家利益之上,一个能够清晰表述横向关联的图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完整而清晰的政治表述,包括中国海外投资在内,大量现实中的经济行为都可能失去约束和规范,甚至与预期的目标背道而驰,短期的利益考量也可能常常与宏观的发展规划之间发生不可调解的矛盾。如果“全球中国”在经济的意义上正在逐渐接近一个事实,那么我们需要反思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经贸连接非常薄弱,人员往来甚为稀少的历史时代,一种跨越地域、跨越种族、跨越文化的兄弟情谊可以被广泛地构建和感知,然而在相互间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人员和商贸互动日益频繁的时代,发展中国家之间文化上的疏离感却那么明显地存在,有时甚至被抹上一层种族主义的色彩。

  

   三、平行历史中的共同命运

  

   当人们对“平行历史”的联想能力被阻断,就很难在地缘、宗教、种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之上去寻找共时性的相似处境,也就无法实现政治上的横向整合。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上的遭遇已经证明,这个问题无法单纯凭借传播基础设施的联通去解决,而必须先从知识与文化自觉入手。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专业学术研究,其实都需要摆脱这样一种联想能力的困境。在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别与区域研究一时兴盛,涌现了大量的成果,但其中绝大多数还是以纵向的历史叙述为主。学者们习惯于在民族国家和区域内部寻找社会演变的脉络,而很少能够在全球体系中观察不同地区的共同命运和他们的互动关联。

   在这方面,全球史研究中的相关概念论述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理论启发,其中一个经典表述来自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编注:美国内亚史研究学者,著有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他在讨论如何分析现代初期的世界结构时指出:“多数欧美大学的历史研究都具有一种微观和偏狭的特性……历史学家们敏于勾连纵向的联系(例如传统的延续性等),但却对横向的联系视而不见……无论历史‘专业学科’中这些具体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图景有多么美妙,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我们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历史独特性的完整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 

   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布罗格霍德等世界体系学者都曾在各自的著作中论及世界经济中整齐划一的周期性变动。他们的历史考据显示,即使在远洋航运之前的时代,共同的周期性变动也会影响到全球的各个偏远地区,从而证明世界经济早已是一个内部相互依存的完整体系。最热心于阐述和使用这套横向整合方法论的历史学家应该算是贡德·弗兰克(编注: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代表作有《白银资本》等)了。他指出:“如果确实有一个涵盖全球的单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它有一个把各地区、各部门联系起来的结构,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在某一地区、部门发生的变化应该至少可能波及另一个或多个地区、部门……因此,为了解释和理解任何一种地方或区域的历史进程,或许也都有必要研究这些进程如何受到当时其他地方的事件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时发生的进程的影响以及如何做出回应。”  在弗兰克看来,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成功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即使聚焦共时性的宏观历史叙述有时难免错漏百出,但是这种方法仍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也许是追求成果创新的推力使然,也许是带有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执念,这些全球史研究中相当多的论述都集中在“欧洲霸权之前”的时代,而且有一种不断将世界体系的历史向更早期追溯的倾向。然而,在方法论上,整合性的观念对于研究欧洲殖民时代开启之后的历史显然有更大的价值:帝国主义的问题远远不像古代历史中周期性变动的问题那么难以察觉和证明。军事入侵、殖民统治、文明等级论、卡特尔垄断、列强争霸与协调、不平衡的全球传播网络,这些因素构成了有意识塑造世界结构的系统工程。如果将“非正式帝国主义”  以及“新帝国主义”  所概括的时期都算在内的话,它已经是几百年来人类历史中最显著的一个进程,影响着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全世界传播与发展的基本面貌,并在离我们最近的十九到二十世纪走上巅峰。因此,面对相似的命运,处在世界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如果仍然难以察觉他们正处于“平行历史”当中,难以借此协力改造世界,就会更加凸显出弗莱彻的上述警示:我们何以对横向的联系视而不见?

   当然,没有横向的整合,并不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忽视,只是学者们常常单线叙述一个民族国家觉醒和反抗的故事。例如,当中国学者讨论“五四运动”时,大家当然能够清晰地辨识一战前后欧美列强动向对本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更对晚清以来中国受到外部冲击产生递进式变革的叙事驾轻就熟。然而,在这些“纵向叙述”之外,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几乎同时发生的朝鲜“三一运动”(编注:1919年3月1日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遍布阿拉伯地区的文化觉醒与抗议,这些社会运动在时间、形态、诉求等各方面都有大量近似之处,特别是都被同样的外部历史条件所影响,但却很少被联系起来进行整合性的讨论,当然也就同时缺少了对差异性的比较。

   多点并列式的世界史叙述有时会让人对隐藏在“特殊性”和“偶然性”背后的普遍逻辑建立认知,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脉络。例如,莫里斯·迈斯纳(编注:美国历史学家,著有Mao's China and After)在论述中国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运动时曾经做过一个很有启发的横向列举。他谈到:“毛泽东、卡斯特罗、尼雷尔、法农等众多亚非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们不但拒绝将城乡分离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反而常常将回归乡村、建设乡村,避免城乡分离的出现当成一项重要的使命。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将城市看作是‘外国人创造的世界’和‘革命的墓地’,将城市生活看作是腐蚀革命力量的潜在威胁,他们号召革命者‘离开城市,到山上去’,与农民这个‘真正的革命阶级’打成一片。”  为什么这些“第三世界”的革命家们没有遵循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而是不约而同地建立了相似的城乡关系认知?迈斯纳虽然没有详细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却敞开了一个思考殖民地历史命运的知识空间,每一个看似偶然的、区域性的发展道路,背后是否有共同的历史处境作为原理和动力?

   我不久前做过一个论述发展中国家健康传播策略的研究,原本的设想只是总结一下中国建国初期的本土特色经验,而最初也想当然地觉得中国面对基层公共卫生状况的很多传播手段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直到我接触到大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关材料,才对自己之前的孤陋寡闻感到羞愧。尤其是1975年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推出的调研报告,真可谓一个展现发展中国家“平行历史”的经典范本。 这份报告列举了中国、古巴、坦桑尼亚、印度、孟加拉国、委内瑞拉等众多欠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卫生政策,其中涉及大量的健康传播手段。我在材料中发现,积极调动本土“业余医生”(赤脚医生)参与在地健康传播实践、利用传统医学的低成本和群众性优势加强健康传播效果、发动专业医生走入基层进行融合式沟通、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健康知识宣传……这些曾被我当做中国独特经验的健康传播策略广泛地存在于当时世界各地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 

在大量案例材料的基础上,我尝试提炼这些国家建国初期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将其概括为“反专业化”——即打破专业权威壁垒及其独立发展逻辑,统一配置资源,将西方医学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和专业手段整合进国家的综合公共卫生事业。这一结论的提出完全依赖于我对这些新解殖国家“平行历史”的总结:战后经济增长困难、传染病大范围流行、基本物资紧缺、大众识字率低、乡村基层社会缺乏有效组织。少数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具备医疗知识的知识分子聚居于原来的殖民都市,不仅在地理上,也在心理和文化上隔绝于他们的社会基层同胞;源自西方的体系完善的医疗健康知识处处渗透着西方现代化经验在第三世界国家难以被消化的特点;在资本和技术匮乏的条件下,以文化传播方式来增强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从而低成本地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为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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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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