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绝望感与未来——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03-15 00: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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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首师大) (进入专栏)  
其未来必然是日益巩固的社会等级化秩序。二十世纪平等政治固然遭遇了历史性失败,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平等主义同样无法兑现其平等诉求。当人们面对社会等级化趋势深感无能为力的时候,平等诉求与新的平等政治便重新兴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等经济学家提出“1%与99%”的问题[xxx],“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兴起,以及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学术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热销并引起全球关注和热烈讨论,等等,都显示不平等问题和平等政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成为中心问题。平等政治的复兴既是平等主义理念推动的结果,更是社会不平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催生的结果。

  

   当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展到新世纪,尤其是房价在短短十年间飙涨,高者超过十倍,这一巨变使得社会上升空间日益缩小,城市居民出现剧烈分化,城市基层社会(包括受过高等教育但缺乏社会基础的年轻人群体)生活日益艰辛。人们强烈意识到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积累对于个人生活历程的高度重要性,开始从经验上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彰扬的“个人奋斗”意识其实只是一种错觉,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涂自强“个人奋斗”的中心问题是“人与物的关系”,他试图依赖个人而非“人与人的关系”来建立某种“人与物的关系”。但个人不可能仅仅依赖自己,“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性在从属于“人与物的关系”的意义上被发现,最终却可以超越“人与物的关系”而成为新的中心问题。这一社会意识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危机,而且实际上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视野的回归。这并不等于基于社会关系视野的平等政治议程的展开,却足以提示我们,所谓“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类论断,并不只是一种知识的陈述,而是富有政治含义的政治论述。[xxxi]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性视野复兴的两个影响。其一,一些个人主义的主张者敏锐地意识到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一方面在行动上致力于社会资本积累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营构,也非常清楚社会关系对于其个体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试图继续维护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权威地位,于是积极求变,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代”纯洁性的叙述来论证个人主义意识的合理性,即本来是“纯”和“真”的,只是后来发生了变化。相对于新世纪以来有关“公正”问题的话语权争夺而言,这是对个人主义意识合理性的一种较弱的辩护。其二,“文革”叙事比以往更为多元和丰富,社会性视野在“文革”叙事中有所展现。[xxxii]

  

   由此看来,社会关系问题意识近年来在文学叙事中开始凸显,关注社会关系变迁、社会平等乃至阶级关系问题的作品也出现了日益增多的态势,并有望进一步推动创作的变化。社会性视野的回归与社会关系问题重新成为核心议题,预示着目前仍然少见的对新的未来可能性探索的叙述,接下来亦可能会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主题。

  

  

   2014年6月初稿

   2014年8月二稿

  

  

   [i]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6月8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民主仍是历史终结者》(At the “End of History” Still Stands Democracy)的文章,认为其核心观点“一点不错”,但“现在我对政治发展本性的理解比1989年要清晰得多”。其调整多有表现。

   [ii]福山以黑格尔提出的人的“获得认可的斗争”(在人的欲望、理性之外的“精神”)作为论述“历史的终结”问题的主要基础,他引述科耶夫的论述,即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取代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自由民主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可问题,因而坚定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这一关于人争取认可的论述,也是个人主义思想脉络中的一种论述。他在最后指出,右翼引述尼采的看法认为,普遍平等的认可创造的是由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却没有抱负的“末人”。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7-13、325-338,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iii]参见于治中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他指出,我们需要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即语言是构成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意识形态不可被化约为社会内部之中某个具体的领域,亦无法被视作是某种脱离现实的思想体系,或是偏离正常思想运作的非理性状态,它是象征体系的产生与运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构成现实或思想的可能性条件。他在评论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时详细讨论了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见于治中:《意识形态的幽灵》,260、281、283、311,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3年。杰姆逊指出,“在我看来理论归根结底可以被等同于所谓‘意识形态分析’。”见杰姆逊、张旭东:《“理论已死”?理论何为?》,《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7日。

   [iv]晚近另一篇以社会绝望感为中心问题的小说是余华的《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笔者曾在题为《中国文学重新出发》(署名吴铭)的时评中分析过这两篇小说,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9月24日。

   [v]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65,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

   [vi]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序言”25-26,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vii]同注6,“序言”第27页。

   [viii]同注5,75。

   [ix]参见杜蒙:《个人主义论集》,黄柏棋译,160-162、409-41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关于个人主义谱系的梳理,另可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丹尼尔·沙拉汉:《个人主义的谱系》,储智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这些分析与马克思论述的呼应是明显的。

   [x]弗洛伊德指出,“我们求助于错觉,是想由此使我们能免除一些不愉快的感受,并且反而还得以享受到满足。”转引自于治中:《一个错觉的未来》,《区域》,18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xi]杜蒙指出,个人主义包含了平等主义的一面,个人主义与平等的关系可分为平等个人组合而成的“同伙关系”(Genossenschaft)与包含“掌握权”的组合关系(Herrschaft)。见杜蒙:《个人主义论集》,115-122。史蒂文·卢克斯延续杜蒙的论述,指出个人主义包含了平等主义的原则,参见卢克斯:《个人主义》,115-125。

   [xii]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并不仅指涂自强及其同学、同事所理解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包含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政治内涵。

   [xiii]宁肯:《三个三重奏》,《收获》,136,第2期,2014年3月。

   [xiv]参见李鸿谷、金焱有关李真案的报道《李真:秘书的权力》、《李真:秘书的网络》,分别载《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5月20日、7月15日;这两篇报道后来收入李鸿谷:《失权者》,41-72,三联书店,2009年。居延泽与李真,酒厂厂长杜远方与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李敏芬与李国庭逃亡期间遇到的寡妇,居延泽前任、辞职下海的戴一鸣与李真前任、辞职下海的吴庆五,等等,都有诸多相似。

   [xv]同注13,136。

   [xvi]同注13,149。

   [xvii]小说叙述了杜远方、居延泽等人切割“真”情的转折点(也是“欲望与理想”的冲突节点)。杜远方自认为的转折点是1982年,因为老伴突然脑溢血,他被迫撤回离婚决定,放弃与李离结婚的计划。居延泽自认为“内心冷酷的源头之一”是1988年“四十分钟地狱般的煎熬等待”,因为李离去杜远方等人的包间应酬而“感到奇耻大辱”。对于李离而言,“文革”时期的“苦难、不公构成了她的面世的理性,这种理性就是对某些东西无动于衷”。

   [xviii]同注13,158。

   [xix]同注13,147。

   [xx]同注13,136。

   [xxi]《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及《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再版曾引起文化舆论界对“八十年代”话题的关注。

   [xxii]有关表演性舆论的分析,参见张翔:《准列传体中的整体性重构——韩少功<日夜书>评析》,《文学评论》,第6期,2013年11月15日。

   [xxiii]叶兆言:《很久以来》,《收获》,186,第1期,2014年1月

   [xxiv]同注23,186。

   [xxv]参照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最后部分陈述的左翼与右翼的思想光谱,右翼对于等级秩序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论证,包含了其对近代以来平等政治屡起屡挫历史的认识。

   [xxvi]韩少功:《革命后记》,148-1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亦见《钟山》2014年第2期)

   [xxvii]同注26,226-228。

   [xxviii]叶弥:《风流图卷》,185,《收获》第3期,2014年5月。

   [xxix]汪晖指出,围绕着普遍主义的尊严观及其平等承认的政治,当代争论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以差异政治或认同政治为中心的多元主义论述,其特征是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引入承认差异的问题。另一个与那种认为平等只涉及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经典自由主义看法不同,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相信它应该并且已经扩大到了经济领域,因为现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已经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和世袭制,从而尊严政治正在走向其反面。这与作为欧洲贵族体制及其荣誉观之对立物的现代平等主义是不同的。这两种有关尊严的公共辩论事实上都导致了普遍主义的平等政治的内部危机――差异政治要求将性别、种族或文化背景的差异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危及了这一政治的普遍主义性质;经济平等的诉求则将具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及其分配机制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与纯粹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产生了矛盾。见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第6期,2014年11月。

   [xxx]参见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xxxi]从柏拉图以降到马克思、列宁等等思想家关于人的社会关系、阶级问题问题的论述,因此需要重新认识和讨论。

   [xxxii]一部颇值得分析的小说是曹征路的《民主课》(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3年)。因其未在大陆发表,本文未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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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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