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俱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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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  
我们没完没了地谈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就好像我们只有这一种身份似的的。我们说到“同化”和“跨族婚姻”词汇时谴责的口吻就像他们闯进了犹太教堂一样。我们没有妖魔化非犹太人,但我们知道我们不欢迎他们。我们的地方是在以色列。我们告诉自己,流亡生活是不真实的,站不住脚的,难以维持的。它曾经发生在欧洲(没有人需要询问那个假如是什么),也可能发生在这里。要成为真正的犹太人,你就必须过充分的犹太人生活,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说,不是正统犹太人,而是在任何别人都是犹太人的环境中(警察、面包师、公交车司机),就像法国的每个人都是法国人——国民生活沉浸在犹太历史中,受犹太生活节奏管理,说话使用犹太语言。我们肯定,美国无论多么好客都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的行为不是受制于613条诫命,而是受到唯一大诫命的控制:我们要实现犹太人回归(aliyah),移民以色列或移居以色列(意味着高升),我们想象这个人生的重大转变。任何别的东西都被视为失败。

   在我从一个信仰体系抽身之后,却为何又进入了另一个信仰体系呢?主要原因是该运动是年轻人的绝佳环境。它带给我了友谊和共同体的归属感,为我的思想能量提供了焦点,给了我施展理想激情的舞台。现在看来,那个时刻及其意识形态也满足了更深刻的心理需求。在我走出正统派犹太人信仰体系进入美国丛林之后——在中学和大学遇见外邦人以及根本不在乎犹太人身份的犹太人时,很多时候是第一次遇见——犹太复国主义给了我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意识。它告诉我,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我属于哪里,应该和谁在一起。它给了我一个体系,让我把信仰组织起来,把我的喜好、决定和未来组织起来。它提前解决了我年轻时提出的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也给我提供了正义感和反对美国社会立场的迷人诱惑力——尤其是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返回以色列,理想的情况是从返回以色列到基布兹,一种集体农业社区,这样反对派不仅是针对美国而且针对它的肤浅和物质主义。更深刻的是,它为我提供了防御他者侵袭的盾牌——首先是自己内心的他者,那是以被禁止的欲望和可能性的形式出现的威胁,比如爱上一个非犹太人女孩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能够让我回避伴随着成长而来的矛盾和复杂性,无论是犹太人还是美国人都一样。就像正统派犹太人信仰体系,它简单地取消了第二个术语。

   在20出头的时候,就如同我早先离开正统派犹太人一样,我离开了犹太复国主义:有思想方面的理由,也有很多心理理由和生存理由。如果犹太正统派的前提是存在犹太神灵,那么犹太复国主义的前提是“它”能发生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我认识到不,它不能发生在美国。美国过去有反犹主义——有些还很激烈,有些是有组织的,有些两者兼有(这是在1980年代,右翼国民军崛起的年代)——-但是之前没有大屠杀。美国是与德国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不一样的社会。这意味着支持返回以色列的论调不可能只有消极性。正如有些东西推动我到那里一样,应该有某些东西吸引我到以色列。大学毕业后,我在乡下呆了一年,我发现没有很多,或者至少不是足够多。以色列很漂亮,很有魅力,但它说到底也是异国他乡。它的文化是犹太人的,但它的文化不是我的文化。那个地方都是犹太人,但是并非和我有很多共同点的人。毕竟,那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无论其模糊性有多大,是在美国。我的家是与其他美国人一起的。

   问题是究竟有什么条件?年轻人的问题再次成为问题。我是谁?我在世界上地位何在?当我开始关注我自己被搁置的部分,与我学会为自己讲述的故事不相符的那些部分时,解决办法开始到来了。首先,我热爱文学,就是在阅读中我认识了自我,感受到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小说比我生活中任何别的东西更加激动人心,更加令人信服,它与我说话的方式更亲切。在高中,实际上让我感到真实的课堂是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和加缪(Camus)作品中发现的东西,它探讨的是存在问题而不仅仅是“话题”或学术练习。上了大学后,作为科学专业的学生,我在上课时,课桌底下总是藏着一本书。在大学毕业后的一年中,在基布兹的几个月里我读完了纳博科夫和昆德拉的著作。我一直试图告诉自己某些东西,最后我开始倾听。不是把阅读当作私人的激情,当我把自己交给其他东西,我的心却没有放在上面,现在我需要让它成为核心,我需要跟随心去往任何地方。

   从以色列返回美国3年后,我前往英语文学博士班学习。为了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作为犹太人,进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就是冒险闯入充满敌意的场所。反犹主义是基督教的根基,已经传染到了西方的艺术和思想中。在英国文学经典中,很有名的体现就在乔叟(Chaucer)、莎士比亚、马洛(Marlowe)、狄更斯、艾略特(T.S. Eliot)。而康拉德(Conrad)、霍桑(Hawthorne)、伍尔夫(Woolf)、伊夫林o沃(Waugh)、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名家的反犹主义俗套和心态令我感到吃惊。当我选修了一门启蒙方面的课,它们在伏尔泰那里等着我;它们也出现在法国小说家塞利纳(Celine)的作品里,我因为口试学习过他的作品。这些都是不喜欢我的人,但他们也不打算阻止我。他们不打算阻止我声称有权利接受西方传统。他们不会阻止我用其成果为我自己提供营养。他们并不阻止我喜欢其著作——有些情况下爱上它,研究它,讲授它。他们本来可能试图将我排除在外的事实并不欺负我排除自我。他们本来试图剥夺我的机会的事实并不让我感到丢人而自暴自弃。他们想以不同方式就像拉比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把我困在贫民窟里,但我不打算让他们得逞。

   我在“殖民”我自己吗?没有,我在教育我自己。我在带着美国给我的自由还有能够为我所用的一些元素塑造我自己。我通过选择一群新祖先和一套新遗产获得了再生。我也在选择我如何希望成为美国人,因为有多少美国人就有多少生活方式。此外,被殖民如果是你在自愿的情况下做的并非最糟糕之事——-这个教训是我从文学史本身了解到的。乔伊斯、福克纳、拉什迪(Rushdie):这些作家还有其他很多作家都通过置身于都市文化的指导从而将他们从原来出生地的偏执狂、心理禁闭、道德和审美落后中解放出来。这样主动被殖民也总比持续成为某个群体的俘虏更好一些。

   当我从封闭的内心中走出,进入更广泛的美国空间时,我也走进了社会。在大学,我与一位非犹太人——我的大一室友之一建立起首个真正的友谊。他是来自布鲁克林区最深处的意大利裔波兰裔美国人,曾进入只有男生的耶稣会中学。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戴着很大的木头十字架。不久,他将其丢掉了。我们的契合非常明显:两人各自从虔诚的宗教背景逃离出来,每个认都对他人的信仰有一种窥淫狂似的好奇心。但是,在和他一起出去玩或者和一帮高中同学如今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的朋友一起玩时,我仍然展现犹太人身份,仍然显示出我的差别。在度过了20多岁的阶段,我的友谊中较新颖的部分在于我无需再这样做了。到了某个时候我认识到遇见新朋友时,我不再需要问自己他们是不是犹太人了。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幸福了。

   那么,现在我的犹太人身份如何?我根本不付诸行动(在逾越节,我的表现仅仅是打电话给仍然是正统派犹太人的妹妹,祝她逾越节快乐)。我不再隶属于任何团体。在以色列问题上,我也放弃了从前的信念,但我仍然感觉自己是犹太人。我仍然像从前一样是犹太人。我是作为犹太人长大的——我的意识、我的情感——这些不会改变。我不是半个犹太人半个美国人;我是完整的犹太人和完整的美国人,我也是完整的作家、丈夫、老师(这身份仍然存在,虽然已经不再上课)。我不是得到任何有组织的犹太人团体(无论什么种类)认可的犹太人。我才不在乎他们认可不认可。

   本文不是一篇当犹太人的文章——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仅仅是当犹太人的问题。它谈论的是身份认同群体以及作为群体的一员意味着什么。对于我在作为正统派犹太人的成长过程中看到的一切,以及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看到的一切(程度小些),我看到了在成长过程中——高度动员起来的、政治化的、和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支配了当今的社会空间。正如小阿德勒提醒我认识到的那样,《纽约时报》的报道都是有关我们犹太人的,而有非洲裔美国人身份的意识形态煽动者——就拿最显著的例子——教导我们说那都是有关黑人的。我们被告知,美国缔造者出于对英国废奴主义运动越来越强大的恐惧掀起了一场革命(他们没有,不是那样的),奴隶创造了美国财富(所有财富,不是其中一部分);黑人应该专门为废奴负责(根本不提南北战争中的联邦军队、激进共和党人和亚伯拉罕·林肯);在大迁徙中来到北方的黑人创造了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繁荣(当然,他们是受到繁荣的吸引);民权运动的成功只能归功于黑人(根本不要提与他们一起游行的白人,自由民主党人或者LBJ);现代都市政策产生于南方奴隶巡逻(第一个都市警察局是在伦敦建起来的);黑人妇女是民主党的“骨干”(虽然她们只占其选民的10%),她们在美国大选中“挽救”了乔·拜登(Joe Biden)(虽然从2016年起决定性的摇摆是温和的白人);共和党人在压制选民方面的努力,“一种新的种族隔离法吉姆·克劳法(Jim Crow)”专门针对黑人(不是民主党人——黑人,如大学生也被当作目标,仅仅是能针对的有效群体);国会山骚乱暴动(而不是很多右翼仇恨的酝酿焖制)和警察的回应都是受种族主义的驱动,它们是与应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抗议有明显不同(虽然关键的差别,是任何左翼运动的学生都能告诉你的——记得肯特州立大学?——不是黑人对白人而是左派对右派);总之——扔掉所有不方便的特殊性——种族主义是美国历史上的单一支配性因素,是任何机构和发展中看不见的手。

   我们也被告知美国的种族关系史是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改变的压迫。压迫没有任何改变或减缓:没有解放黑奴,没有民权,没有平权运动。2021年就像1950年1890年和1619年一样。就像圣经中的亚玛力人(Amalek),被称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恶魔似乎没有消失,不断换上新伪装再次出现,但本质永远都一样。进步难以获得,因为种族之间的仇恨亘古不变,这不是历史斗争而是形而上学斗争:黑对白,或者变成真正的摩尼教教义,那就是“黑暗”对“光明”。

   当然,我们并没有在种族领域发现这些心理结构。对于当今女权主义正统派来说——在女性占学士学位获得者的58%,硕士学位获得者的64%和博士学位获得者的56%时——今天是女性在美国的最糟糕时间之一,美国是最世界上做女人最糟糕之地。按照联合国支持同性恋的组织之一“人权运动”(the Human Rights Campaign)的说法,在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同性婚姻案(Obergefell and Bostock)的裁决清除了该群体的最后一个显著法律障碍之后,”彩虹族“、”彩虹族群“、”性少数者“(LGBTQ)等,一般指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向者(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与酷儿(queer)——译注)美国人的权利遭受空前攻击。如今在身份认同世界,正如在我早期的社会环境中那样,到处都是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对他们产生极端的偏见。所有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男子汉特征都是有危害性的,努力工作和按时到场都是白人特征(是的,当今这是左派立场),独立自主和竞争是男性特征。在正统派犹太人社区,我们厌恶和蔑视外邦人异教徒,但至少我们把这种想法留在心里。如今,对他人的仇恨公开表达出来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得到称赞。推特上的用户对着一帮同伙宣称”我对白人厌烦透顶“或者”还有什么女性不能比男性做得更好呢?“”白人“、”男性“和”顺性人(cis自我性别认定和出生时的生物性别相同的人——译注)“(更不要提卡伦(Karen,是一个名字梗,代指中年、白人、歧视有色人种的女性,她们喜欢抱怨、小题大做、不相信科学、处处不配合——译注)成为嘲笑和滥用的词汇,这都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正如在我的犹太人世界中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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