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 蔡泓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9 次 更新时间:2022-02-22 08: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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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巍   蔡泓宇  
实际上包含了讹诈、压制、遏制甚至政权更迭的成分。拜登政府虽然正在将美国对华战略向可控竞争回调,并且反复强调美国是要“竞赢”(outcompete)中国,也就是主要依靠让美国变得更好来赢得竞争,但是其未来几年的战略方向是否会与其目前表述的一样,显然还有待观察。但是,无论美国政府对华是否真的在竞争,也无论其追求的是什么性质、什么目的的竞争,美国希望在大国竞争中获得胜利,维护其霸权地位,应当是比较确定的。因此,当前第三阶段的战略逻辑可以称之为“争胜”。由于这是一个新的范式性转变,显然这一新框架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四  分析与结论

  

   过去5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本文尝试将这幅波澜壮阔又异常复杂的历史画卷以表格这种非常粗略但又相对较为简明的方式加以呈现和概括(参见表1)。在描述和归纳过去50年中美关系的基础上,以下几点观察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与中国。

  

   (一)过去50年间,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作用从来都是兼具区域性、功能性和全局性的。中国当然是作为一个地区国家(亚太/印太)出现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区域作用;中国也在各个功能性议题上出现,例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核不扩散等等。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不同时期最终总是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最具有全局性、决定性的因素出现的。在本文描述的第一阶段,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事关冷战期间的全球均势,里根政府曾经将中国放进事关“美国生存”的类别之中。在这一时期,美国曾经将中国定位为“友好国家”“友好的非盟国”,这应当是过去50年中美关系最亲近的时期。在第二阶段,中国的发展方向事关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未来,也关系到全球化的未来以及21世纪世界政治的性质。在这一时期,克林顿政府曾经将中国定位为“准战略伙伴”,这可以说是过去50年中仅次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较为亲近的时期。在第三阶段,中国则是事关美国是否能够维持全球霸权的问题。中国被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在消极的方向上再次给予中国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定位。

  

   中国和中美关系固然对美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但在过去50年中,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并不是没有动摇过。中美关系重要性相对下降的两个典型时期就是1974年尼克松下台到1978年,以及1989年冷战即将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两段时间。这两个阶段分别处于本文所述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初期,是美国国内怀疑以及否定中国的借重作用的两个阶段。当美国调低中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时,中美关系就会出现困难和徘徊。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自身力量的崛起,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中国的重要性没有再出现下降的情况。

  

  

   (二)中美关系在过去50年中由“外驱”改为“内驱”,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判断的变化,是影响其对华战略范式性转移的主要因素

  

   过去50年,塑造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的因素有很多。在第一阶段,中国本身的力量与美国和苏联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中国更多地还是扮演了一个“平衡者”或者说“四两拨千斤”的角色。也就是说,决定第一阶段中美关系状态的不是中国自身因素,也不是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具体问题,而是外部因素即苏联的实力、战略以及美苏关系。从内驱、外驱的视角看,过去50年中的第一阶段与第二、第三阶段有着根本差异,第一阶段属于外驱阶段,与后两个内驱阶段有着根本的不同。驱动力从外驱转向内驱,造成了中美关系的第一次范式性转移。未来,这种“外驱”型的中美关系几乎肯定不会再现。这既是因为中国实力已经日渐强大,中美关系的内容极为丰富,外部因素已经很难“遮盖”中美之间的问题;同时也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适合在美苏大国争霸中发挥制衡作用,而无论是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还是当前的气候变化等议题,单个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可以发挥垄断性作用的行为体。因此,这些议题虽然对稳定中美关系有用,但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

  

   从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中国自身的变化成为拉动中美关系变化的核心动力。美国国家安全视阈内的“中国实力变化”与“中国发展方向”是最重要的两个变量。美国作为中美关系中相对强势的一方,其对中国实力和中国发展方向的判断变化会导致其对华战略的调整,进而影响中美关系。在第二阶段,美国多数时间都认为中国实力仍不足虑,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抱有期待,因此对华战略整体积极面还是大于消极面。到第三阶段,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以及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疑虑共同作用,造成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调整。从对中国实力与发展方向判断的角度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有着根本差异。美国对中国实力变化的判断是一个作用相对缓慢的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美国已经逐渐注意到中国实力的上升和崛起,对华战略在小布什、奥巴马任内也随之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但这种变化一直未越过“临界点”。而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变化的判断,则是一个作用相对激烈的因素。一旦这一判断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就会越过“临界点”而发生范式性转移。两个因素相比较,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判断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即总体积极或是总体消极;对中国实力的判断在对发展方向的判断之下发挥作用。

  

   (三)过去50年间,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重构,目前仍处于第二次重构的上升期

  

   从制衡到塑造,从塑造到争胜,美国国家安全视阈下的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重构。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我们对历史的定性理解之上,也反映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上。我们可以认为,报告提及中国的频率高,也就说明当时的美国政府正在着力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处理中美关系,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涉华内容丰富,中美关系正占据着当时美国决策者的精力和时间。提及中国的频率上升,说明美国决策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上升,很可能是在重新塑造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逻辑。图1是1987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频率。从这一折线图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非常少。但是这一频率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快速、持续的上升,1998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达到了历史上所有报告的顶点。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从国家安全战略视角去审视中国的内容越来越多,占据其决策资源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这正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日渐清晰、稳定和丰富的阶段。当20世纪末美国对华战略达到新的稳定和完全定形之后,提及中国的频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持续下降,说明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基本是在跟随克林顿政府的战略逻辑,区别主要在于政策和程度。按照这一分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频率从2015年前后开始重新上升,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21年,尚不能判断何时会到达顶点。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第一,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第二次重构,进入以“争胜”为目标的第三阶段。第二,这一重构实际上是从2015年前后就已经非常显著地开始了。也就是说,此轮重构并非由特朗普政府开启,而是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就已经开始。我们将第二、第三阶段的区分节点定在2017年,只是因为在战略文件的表述层次上,2017年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但是重构的“车轮”实际上在几年前就已经启动了。第三,现阶段可能仍然处于这一重构的上升期,未来提及中国的频率何时见顶目前还难以预测。至少,目前第二次重构的强度尚未达到第一次重构最高峰(1998年)的水平。一旦观察到频率下降,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美国这一轮对华战略调整已经基本到位。

  

  

   (四)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些基本议题、基本提法往往超越某一届政府,具有较强的延续性

  

   从议题角度看,有三个议题十分有趣,值得关注。一是意识形态。中国方面多年来一直认为美国对华战略中包含着较强的“和平演变”等意识形态成分。美国战略界则常常否定这一说法。美国的一些“中国通”近年来反复宣称美国当年的“接触”战略并不包含期待中国发生政治变化等内容。然而,从本文分析的文本和政策看,美国两党历届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强调要“改变”中国。从尼克松的“中国必须改变”,到克林顿的期待“接触”带来中国的自由化、市场化,到小布什、奥巴马期待“接触”限制和改变中国的对外行为,再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直接攻击,5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说法有差别,强度有差异,但将中国看作一个有待改变的“他者”是没有变化的。二是军事和核力量。从尼克松50年前重新审视中国开始,到当前的拜登政府,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核力量、核战略始终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稳定的位置。这说明,从国家安全战略视角看,中美作为两个军事大国和核大国,是中美关系最根本的属性之一。三是科技出口管制。这一问题在过去50年间一直作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而存在。当中美关系改善时,美国对华技术和产品输出就会“松绑”。例如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持续放松相关管制。当中美关系恶化时,美国就会收紧对这一领域的管制。例如1989年之后以及2018年之后。这一领域在过去50年中都是对中美关系变化最为敏感的议题。

  

   从思想流派、术语概念的角度看,虽然尼克松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但是尼克松政府也十分强调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尼克松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前就提出期待“中国改变”,而这一思想实际上到20世纪90年之后才被“接触”战略真正发扬光大,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流。一般认为,“接触”战略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成形,但是这一思想显然可以从尼克松“不能孤立中国”,老布什“要保持与中国接触的渠道”,拜登政府“要在与中国的接触中竞争”等观点中找到共鸣。“竞争”一般被认为是2017年之后美国对华战略的主题,但是不仅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宣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且在奥巴马政府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已经提出“基于力量”来与中国展开“竞争”。“竞争”又可谓早有先声。显然,这些思想、概念、议题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并不完全随行政当局的更替而变化。

  

   (五)过去50年间,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美国对华战略是两党和府会协调一致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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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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