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卢云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经济隐喻还是理论建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02-20 23: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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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   卢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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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j=(1-ej)mj]

   一个宗教市场的总体宗教参与水平p即是不同宗教的成员比例之和,而不同市场之间的竞争性水平则取决于具体的宗教分布。蒙哥马利认为,赫芬达尔指数的问题根源在于:宗教的竞争性并非连续型的定距变量,而是离散型的偏序变量。因此,宗教间的竞争要放在偏序集合中讨论才有实质意义。偏序集合的含义可用图4的哈斯图来表示。在这个示意图中,一个存在宗教i与宗教k的宗教市场集合{i, j}只和Ø、{i}、{j}、{i, j, k}存在偏序关系,而不与其他集合存在偏序关系。我们可以认为{i, j}的宗教竞争性大于Ø、{i}、{j},但不能认为{i, j}的宗教竞争性大于{k}或{i, k}。

         综上所述,一个宗教市场内的各个宗教的努力水平和最终的总体宗教参与水平是博弈之后的均衡结果,而不同宗教市场之间的竞争性差异是偏序集合关系。据此,蒙哥马利得出一个假设: 若[Si⊃Sj],则[pi≥pj]。即:若宗教市场偏序集合[Si]包含[Sj],则参与水平[pi]大于等于[pj]。

  

   在检验方面,蒙哥马利考虑到经验数据的测量误差问题,于是在经验建模检验的基础上加上了规范检验(formal test)作为理论建模的补充部分。假设测量的随机误差为[ε],市场i的宗教参与水平可表示为:

         [pi=pSi+εi]

  

   市场i与市场j的参与水平之差可表示为:

         [pi-pj=pSi-pSj+εi-εj]

         根据上述假设,若[Si⊃Sj],则有[pSi-pSj≥0],将其作为原假设。

  

   设[C]为[Si⊃Sj]但[pi-pj<0]的数目。同时,设[X]为[εi-εj<0]的数目。考虑到原假设,应有[X≥C]。由于[X]是一个随机变量,可设累积分布函数[Fx],若[Fxx≥1-α],则拒绝原假设,其中[x]即为一个数据集中C的数值,[α]为设定的置信水平。使用计算机模拟随机抽样的方法,可以得到[Fx]的分布状况。从分布来看,可知在[C]的数目比例(占整体数据集)超过58%的情况下,可以在任一常规[α]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最后,蒙哥马利参照具体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假设检验,其结果是拒绝了原假设,即宗教竞争性更强的宗教市场反而有着更低的宗教参与水平,反驳了芬克、斯达克、艾纳孔等人从统计模型所得出的结论。

  

   但是,蒙哥马利认为这并不代表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失败,也不代表世俗化范式的胜利,而是代表宗教市场模型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化,即更多考虑需求侧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代表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者和支持者都应更加重视理论建模层面的对话,唯此才能推动一个研究问题向前积累,而非原地踏步。麦克布莱德(Michael McBride)沿着蒙哥马利的建议继续对“多元-参与”问题进行了理论建模。他和蒙哥马利一样,以产品分化的霍特林模型为基础,但融入了更多的博弈论思想,使模型更易操作和更加可视化。他的结论是,宗教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都会影响参与水平的变化,前者如宗教垄断效应,后者如市场容量的变化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并且,多元程度的增加未必导致参与水平的提升,例如,若垄断性宗教的管制不仅限制其他宗教的市场进入,还限制非信徒的世俗机会,同时增加信徒的世俗机会,那么这一宗教市场就会出现“低多元-高参与”的情况。37

  

   从宗教市场模型和教会-教派模型的对比可以看出,理论建模不仅可以用来证实、整合先前的理论,也可以用来推翻、拓展先前的理论。在蒙哥马利这里,芬克等人所总结的宗教市场模型的核心推论已被推翻了。而到了麦克布莱德这里,“多元”和“参与”甚至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共同受到“人口规模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的影响。38而这其实是回应了奈茨(Mary Neitz)和安默曼(Nancy Ammerman)等人对宗教市场经验模型的反思,他们认为“多元-参与”的关系方向不是重点,重点是两者发生关系的“语境”,他们也都认为应回到需求侧去探讨。39不过,他们认为只有质性研究才能揭开“语境”的秘密,而蒙哥马利和麦克布莱德的研究展现了理论建模不输于质性研究的机制解释能力。

   四、结论与讨论

  

   (一)理论建模而非经济隐喻

  

   综上所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微观、中观、宏观层次都不是一种经济隐喻,而是致力于用理论建模的方法建立一套简明的、整合的、可积累的规范模型。隐喻论者没有注意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核心特征——理论建模,而是仅仅根据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术语和结论来对它展开批判。这是一种误读。

  

   首先,隐喻论者没有从模型思维的角度来理解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而是仅从字面含义来理解一些概念和结论。例如,隐喻论者认为宗教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存在“价格”,因而无法使用“供求”“市场”等概念进行分析。然而,没有明码标价不等于没有价格信息,“价格”和其他经济学概念一样都是模型的一部分,通过适当的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宗教的“影子价格”,这一点艾纳孔在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建立之初便已阐明了。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是“宗教人力资本模型”“教会-教派模型”“宗教市场模型”等规范模型,而不是“价格”“供求”“市场”等概念。

  

   其次,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绝不仅仅是以经济隐喻来比附宗教,也绝不是将已知的宗教知识用经济学修辞复述一遍,而是真正使用理论建模的方法,以简约的假定和严密的逻辑推导出理论模型,从而对已有的理论洞见进行整合,并推论出新的研究问题,以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最大贡献正是这种基于演绎逻辑的理论化尝试。隐喻论者只将自然语言的概念框架作为理论,而没有将规范语言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理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确实建立在一系列概念框架的基础上,但理论建模也可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对隐喻的否认也不会限制我们的思考,麦金农等人的修辞学分析并不适用于理论建模,因为他们将宗教理性选择理论错当成了“社会有机体”这一类的自然语言表述。实际上,理论建模就是为了避免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自然语言将学术界定和日常表述混在一起,将理论表述与文学式的修辞混在一起,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地产生误解。40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对隐喻的否认并非表明宗教和经济没有区别,而是为了强调社会科学的思维不只有隐喻思维。从这一点上来说,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也不一定和新自由主义有必然的联系,它的普适性在于它的理论建模方法,而不在于它的概念和结论。

  

   (二)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与中国宗教研究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对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宗教研究的问题,许多学者都给出了批判性意见。41诚然,该理论的一些结论确实不符合中国宗教的特点,例如中国宗教具有不同于基督宗教的非排他性,42再如杨庆堃所说的中国“混合宗教”的非独立性,43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宗教的特殊性就完全拒绝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下文我们将简要分析一下中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对丰富和拓展该理论可能做的贡献。

  

   首先,针对中国宗教的非排他性,我们可以修改宗教作为一种联合产品的假设。实际上非排他性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定并不冲突,即仍然是探讨理性人在面对宗教的高度不确定性时如何降低不确定性,只不过西方宗教的策略是将宗教作为一种联合产品,而东方宗教的策略是将宗教作为一种私人产品。艾纳孔在建构理论模型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区别,他指出在西方宗教采取的联合生产之外,还有一种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是宗教投资组合,即同时信奉多种宗教或神灵。这种方式将宗教转化为一种私人产品,从而使宗教具有更强的商品属性。由于信徒的收益具有很高的排他性,因而宗教组织无须担心搭便车问题,但信徒也因此缺乏高度的组织性和委身性。东方宗教主要体现了这种策略。44可见,我们完全可以将宗教的非排他性纳入理论建模之中,由此得出的理论模型也有望整合中国宗教私人性、现世性、低组织性、低委身性等特点,甚至很可能帮助我们找到新的研究问题与方向。

  

   其次,针对中国“混合宗教”的非独立性,现有的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模型预设了宗教制度相对于世俗制度的独立性,所以在它们那里,宗教收益和世俗收益是天然互斥的。中国社会有所不同,宗教制度与世俗制度是混合在一起的,因而其世俗收益和宗教收益很可能是相互促进的。这一区别将涉及目的函数与约束函数的重新构建,由于宗教生产和世俗生产不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因而它们的总效用也可能不再是加总关系,同时它们的约束函数也不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以理论建模的方式厘清混合宗教的性质,将有助于我们统合一些中国宗教研究议题,例如分灵-分香体系、祭祀圈、信仰圈等区域信仰研究中宗教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民间神灵的敕封等政教关系研究中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都有望整合在一个简明的、统一的混合宗教理论模型之中。因此,若中国宗教的研究者就此对混合宗教进行理论建模,那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区域性信仰体系和政教关系,也将对该领域中因不断发明的新概念而引发的理论混乱进行一定程度的澄清。

  

   最后,中国宗教学界不应只关注对中国宗教的理解,还应走向世界。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不是隐喻论所关注的经济学概念,也不是沃纳所说的“美国经验”,45而是理论建模的方法,这套方法所追求的是一般性知识体系的积累与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应用不是将中国宗教作为补充性的经验案例,也不只是一种外来理论的本土化,而是一种基于中国经验对一般性理论的拓展和完善。只有在追求一般性理论的共识下,中西学界才能超越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的二元对立,进而形成真正有益的理论对话。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博弈论出发探讨中国宗教,例如民间信仰与国家政权、制度性宗教之间的均衡关系,再如传统宗教的演化及其与社会合作伦理的关系。46这种将博弈论与中国宗教特点相联系的研究蕴含了理论建模的潜力,因为它致力于将该领域复杂而分散的观点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性框架中,进而将中国宗教研究与知识体系的整体累进链接在一起。

  

总的来说,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仍是一个新兴的范式,它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与中国宗教研究可以构成相互启示。一方面,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宗教研究中所遇到的挑战,并不是一种危机,反而是一种机遇,前提假设的变换往往是锤炼一种理论与方法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建模对中国宗教研究来说是一种比较陌生的方法,它也不应埋没在隐喻论的误解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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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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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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