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卢云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经济隐喻还是理论建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02-20 23: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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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   卢云峰  
这些替代性解释并没有揭示模型的内部逻辑有何缺漏,也没有否认模型的经验解释力,只不过提出了其他的研究假设,但这些假设并没有通过理论建模来汇聚成一个简约的、统一的、清晰的分析框架。换言之,由于缺乏规范化,这些解释背后的机制是模糊的,它们与宗教人力资本模型的差异可能仅仅是语义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三)中观层次:教会-教派模型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中观层次主要是从供给侧角度处理宗教组织如何提供宗教商品的问题,理论模型方面以艾纳孔的教会-教派模型(church-sect model)和宗教俱乐部模型(religious club model)为代表。本文所要展现的是教会-教派模型,28因为它采取了图像语言来建模,而宗教俱乐部模型与上述微观模型一样主要采取了代数语言,从方法上来说前者更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理论建模的理解。

   艾纳孔在宗教人力资本模型的基础上将宗教收益R和世俗收益Z定义为:

         [R=R(Tr,Xr,Sr,C)]

          [Z=Z(Tz,Xz,Sz,C)]

  

   其中T、X、S依然代表时间投入、物品投入、人力资本,C代表规范性行为(normative conduct)。这一概念来源于斯达克和格洛克(Charles Glock)的宗教五维度论中的最后一项——宗教影响(consequence),表示宗教对个体生活方式的整体影响。将规范性行为纳入宗教参与标志着艾纳孔超越家庭/个体层面的时间-金钱分配,将目光转向了宗教组织层面。组织规范着个体的行为举止,而且它必然同时影响世俗商品和宗教商品的生产。因此,艾纳孔认为可以用规范性行为C来简洁地表示宗教收益R和世俗收益Z的关系,为了进一步简洁,艾纳孔将复杂的数学推导置于文末附录之中,主要使用图像语言来阐述C、R、Z之间的关系。

  

   艾纳孔绘制了图1,其中如图1-1所示,Z与R各自都是关于C的倒U型函数,两者的重叠部分代表了C使Z上升的同时会导致R的下降(反之亦然)。图1-2是图1-1的另一种表示方法,它将Z与R合并为一条曲线,可以将这条曲线称之为Z-R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代表不同的C可获得的宗教与世俗收益的组合。若我们将个体的效用函数U(R,Z)用一组无差异曲线([U1],[U2],[U3]……)来表示,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图1-2中的切点[C*],即个体的最优选择。

         艾纳孔随后使用了比较静态分析来进一步说明图1的性质。假如宗教规范发生变化,例如宗教的严格性水平上升,且和世俗规范的差异变大到一定程度(如图2-1所示),那么原来的Z-R曲线就可能从凹曲线Z-RC变为凸曲线Z-RS(如图2-2所示),此时切点会从中间位置移向两端位置,具体移向取决于原本的切点更靠近哪一侧。这个图2即代表了教会-教派模型,艾纳孔据此给出了一个非常简约的教会/教派定义:Z-R生产可能性边界为凹曲线则是教会(图2-2中的Z-RC),为凸曲线则是教派(图2-2中的Z-RS)。

  

   艾纳孔认为,相比于先前的教会/教派定义,这一规范模型具有以下优势:第一,这种定义方式避免了过于复杂的分类,保持了简约性,且同时吸纳了类型学和连续体思想。第二,它整合了已有的相关理论,例如“教会倾向于整合社会秩序与主流文化,而教派倾向于发展亚文化”,再如“教会与主流社会的张力较小,而教派与主流社会的张力较大”。第三,这种定义使教会/教派的区分不再是建构性的,而是从“理性人”假设出发的演绎结果,因而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启发。例如,教派在面对社会变化和个人多样性时,具有比教会更高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教派向成员索取的时间-金钱投入比教会更多,同时所提供的回报也更广泛。

  

   在此,我们可用教会-教派模型影响最大的推论命题——严格的宗教更强大——作为例子,来展现理论建模的承前启后作用。从“理性人”假设出发,由于宗教商品是不确定性很高的商品,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柠檬市场”,即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市场产品,因而个体为了降低不确定性就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以集体生产的方式将宗教转化为一种联合产品,这就是许多宗教采用会众制度的原因,艾纳孔称之为“宗教俱乐部模式”。但俱乐部模式又会带来“搭便车问题”,因为联合产品具有准公共性,它的收益由成员共享,排他成本很高,若没有其他奖惩机制的激励,理性的个体就会成为搭便车者,最终导致所有成员的收益降低。因此,为了应对搭便车问题,宗教组织必须提高宗教商品的影子价格,即成员所付出的代价,例如牺牲、污名或怪异的行为约束,来筛除三心二意的搭便车者,从而提升整体成员的投资-回报比。29因此,严格的宗教更强大,而按照教会-教派模型,教派的严格性高于教会,因而教派比教会更为强大,这一推论已被经验建模所证实。30

  

   可见,和其他理论模型一样,教会-教派模型中的许多洞见其实已在前人的研究中出现,但这些洞见从未被整合进一个独立的、简约的框架中,而教会-教派模型对此进行了整合,展现了更一般的预测和解释能力,并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四)宏观层次:宗教市场模型

  

   1. 宗教市场的经验模型及其争议

  

   对宗教市场的讨论令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从中观的组织分析转向更宏观的结构分析,其中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模型便是宗教市场模型(也称供给侧模型),它甚至被很多人错误地等同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本身。31该模型由芬克和斯达克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他们以 “宗教间的多元竞争没有导致信仰崩塌反而促进了宗教参与”这一统计研究作为依据,反驳了世俗化范式的宗教衰弱预言。32宗教市场模型的核心推论是:宗教的变迁(衰落或兴起)不是因为宗教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是因为宗教市场供给的变化。遗憾的是,宗教市场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一种基于统计分析的经验模型,以及建立在统计模型基础上的,规范化程度较低的概念模型,这是它引发大量争议的主要原因。

  

   艾纳孔在芬克和斯达克的研究基础上提炼出了一个宗教市场的统计模型:33

         [Aj=iαi+βiHjSij=iαiSij+iβiHjSij]

  

   其中,[Aj]可作为宗教市场j中的教堂出席率、做礼拜的频率、信仰上帝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该宗教组织拥有的成员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以下简称“成员比例”)等代表宗教参与水平的指标,[Hj]代表市场的多元竞争水平P,它以经济学常用的市场集中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为基础构建而来,计算方式为:

         [P=1-H=1-iS2i]

  

   其中[Si]代表宗教i的成员占宗教市场的比例。这是一个以多元指数表示宗教市场多元竞争,以出席率或成员比例代表宗教参与水平的统计模型,若[βi]为正数且显著,表示宗教多元促进宗教参与,若[βi]为负数且显著,表示宗教多元削弱宗教参与,若[βi]不显著,表示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没有统计关联。尽管这一模型十分简洁,但它只是一个经验模型,非常依赖经验数据以及对数据的处理方式,因此,许多学者用同一模型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果。查韦斯(Mark Chaves)和戈斯基(Philip Gorski)就总结了最有代表性的26个研究结论,其中10个支持正相关,11个支持负相关,5个认为不相关。34统计研究的争议也被隐喻论者视作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没有普适性和机制解释能力的重要证据。然而,这些争议恰恰反映了理论建模的重要性,离开了理论建模的经验模型缺乏坚实的基础,容易被经验资料所左右而产生不同的结论,且无益于研究问题的推进。

  

   沃斯(David Voas)和克罗克特(Alasdair Crockett)对宗教市场统计模型的规范分析(formal analysis)为这场争议划下了句号。他们指出,基于赫芬达尔指数的“多元-参与研究”有着重大缺陷。在以往的“多元-参与研究”中,研究者们忽视了宗教参与(因变量)和多元指数(自变量)的数学关联,即使两者没有实质相关性,但以往的统计模型也可能会让它们有关,具体的符号方向和效应大小只取决于宗教组织在所研究区域的规模分布状况。因此,以往的统计研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多元促进参与”,都没有实质意义。35

  

   2. 宗教市场的理论建模

   沃斯等人的研究指出了经验建模的缺陷,进而将宗教市场的理论建模提上了日程,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率先响应,他以产业组织理论中产品分化的霍特林选址模型为基础,并规避了沃斯等人所提出的赫芬达尔指数问题,从而对宗教竞争如何影响宗教参与进行了理论建模。36

   蒙哥马利定义宗教j的产品空间位置为[xj],表示宗教j的严格性水平;定义[ej]为宗教j的努力水平(effort level),表示宗教j为了提升产品吸引力而付出的代价;定义x为某一消费者最偏好的宗教类型,同时定义e为这一宗教为了使该消费者得到正效用所需付出的最低努力水平。根据霍特林模型,选择x的消费者从宗教j获得的效用可由如下数学模型表示:

         [Ujx,e=- e+ej-d(x-xj)2]

         其中,-e和-d都代表一种反作用,-e代表消费者所偏好的宗教类型越严格,他对宗教的努力水平的要求也越高,即[ej]在满足他的最低需求后产生的剩余效用也越低;-d代表单位距离成本,消费者选择的宗教与他理想的宗教距离越远,即[(x-xj)2]越大,他所获得的效用越低。因此,若[ej]不够大,使得[Uj<0],那么消费者就不会加入。反之,消费者就会加入[Uj]最大的宗教。可以用图3-1来说明[Ujx,e]的含义,假设宗教市场中只有一个宗教j,对它来说,它能使消费者产生正效用的区域就是这个倒U曲线的内部,所以这个倒U曲线可称之为“成员曲线”(按照定义的不同,也可称之为“参与曲线”,在经验检验中取决于具体的数据和研究问题)。但是,一个宗教市场中可能同时存在其他可选的宗教,此时消费者会从正效用更大的教派中进行选择,图3-2即呈现了三个宗教的“成员曲线”,两条虚线代表此时正效用相等。

  

假设宗教之间是排他性竞争的关系,根据上述定义,同一宗教市场中占据不同产品空间位置的宗教,它们各自的最优努力水平是一种博弈的结果,因此可由“纳什均衡”计算得出。设[mj]为宗教j的成员占该市场总人口的比例,对于宗教j来说,它获得的效用由它的努力水平(相当于一种成本)[ej]和它的成员比例(相当于一种收益)[mj]所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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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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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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