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默多克:对抗的联结:大流行病与平台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22-02-20 23: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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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默多克  
数字网络“始终被视为进行远距离创作和协作的平台,很高兴看到它现在也能让人们对远方的人和事表达恻隐与关怀”(Berners-Lee, 2020)。但另一方面,数字网络在日常生活中日益中心化的地位加剧了对无法接入网络的群体的“驱逐”,也将商业监视的范围扩展到了市民和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同时,它还为定制化广告、虚假信息和阴谋论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它们正在破坏和扭曲理性的公共讨论。

   如何消除网络联结的负面影响?这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带来了严峻挑战。随着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物联网为核心构建的下一代数字技术逐渐融入家庭生活、城市管理和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将变得更加迫在眉睫。

   同时,更为全面的分析需要超越眼前的社会图景,并认识到——如果不对当前支撑着社会生产消费的数字通讯系统进行改革,那么未来疫情的传播和全球气候危机将会进一步加剧。

   自18世纪末以来,化石燃料、煤炭以及后来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而非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推动了工业体系的发展,也造成全球气温的持续上升。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阻碍热量向外散发,产生了“温室效应”。其影响是多重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越来越多地区的农业生产难以为继。最近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转型,南美洲的新兴工业国加入了以欧洲和北美洲为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成为又一个资源生产和消费的中心地区,导致全球变暖显著加快。

   从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审视人类生存环境中基本资源的长期消耗与分配趋势,这些资源既包括能够将废弃物转化为作物生长所需养分的生物多样性,也包括空气和水资源自我净化的自然过程——这些自然资本长期被排除在传统经济核算体系之外,然而一旦将其囊括在内,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资源伴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呈明显下降趋势。1970年以前,人类生态足迹的迈进速度尚小于地球的再生速度,但此后,人类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进程的干预已经超过地球自身恢复能力的56%(WWF, 2020:5)。消费中心主义的经济模式与气候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数字化联结之间的连锁反应并不直观可见,为了理解这层关系,我们需要回顾全球森林生态的演变史。

   森林,特别是热带森林,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和调节气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体而言,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是其排放量的两倍。研究显示,2001年至2019年间它们从大气中清除了76亿吨二氧化碳,这一数量约等于美国道路上所有汽车排放二氧化碳的1.5倍(Harris et al., 2021:234-240)。然而,这一重要的碳汇正在加速消失。2019年至2020年,遭到破坏的主要热带雨林面积增加了12%——这相当于荷兰的国土面积;同时,这一损失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5.7亿辆汽车——这一数量超过美国现有汽车保有量的两倍——每年的排放量(Weisse & Goldman, 2021)。

   除了气候危机加剧之外,森林砍伐也助推了疫情传播。新冠肺炎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与其他冠状病毒一样,新冠肺炎病毒由蝙蝠携带并由动物宿主传播。

   在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领导的巴西独裁民粹主义政府治下,曾经的自然保护区被获准进行商业开发,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伐木业因此迅速发展。森林砍伐驱使“蝙蝠、猴子和蚊子等流离失所的动物进入新地区,同时使该地区向更多适应草原的物种(包括啮齿动物)开放。随着人们向森林深处迁移,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互动越来越紧密,这增加了病毒、细菌或真菌在各物种之间传播的可能性”(Zuker, 2020)。新冠肺炎病毒最具毒性的变种之一起源于亚马孙河流域中心的马瑙斯(Manaus),这绝非偶然。更不用提整个巴西——在这里,博索纳罗追随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言论,对疫情的严重性矢口否认并反对佩戴口罩和面罩,致使巴西成为世界上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尽管一些砍伐活动是由伐木业和采矿业推动的,但相当面积的森林也被改造为牧场以满足全球对肉类、棕榈油和大豆日益增长的需求——它们都是快餐业的关键原料(Goldman et al., 2020)。畜牧业所造成的甲烷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近三分之一(30%),而甲烷是另一种主要的温室气体。 尽管它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少于二氧化碳,但其影响更为强烈。甲烷被排放入大气的十年内,每吨甲烷造成的气温升高比二氧化碳高86%(The Economist, 2021a:68-70)。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其公民以肉类为主的饮食偏好和消费方式,七国集团(G7)主要成员国的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需要消耗约3.9棵树,这进一步增加了未来大流行病暴发的风险(Hoang & Kanemoto, 2021)。

   实施植树造林项目以及鼓励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这类公共政策将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上述污染链并控制甲烷对气候的影响,但它们无法解决过度消费和快速消费文化这一核心问题——快餐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基于当下数字媒体创造的社会情境,回归积累型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accumulation)才能帮助我们展开全面分析。

   平台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以免费使用权换取用户个人数据的垄断权——在推动过度消费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挖掘有关用户兴趣和偏好的大数据,广告商得以更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此外,除了商业广播和故事片中司空见惯的赞助广告之外,由于监管缺失,包括广告游戏和“网红”带货等在内的一系列新颖的整合营销模式层出不穷。广告内容与社会表达和公共讨论之间不再泾渭分明,而是被自然地嵌入视觉场景和叙事话语之中,成为一种视觉文化形式,其后果是人们日常接触的环境中充斥着营销宣传。

   平台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也是产生前文提到的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主要因素。研究证实,用户可能会在那些耸人听闻且离奇的文章下停留更长时间并充分参与其中,因为此类信息能与他们的焦虑和不满产生共鸣。深入参与传播会产生更多的个人数据并增加经济价值,这使得平台公司缺乏内容审核的动力。

   公共表达的商业殖民化趋势促使人们呼吁政府进行更为严格的线上内容审查和广告监管,同时将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归还给用户。

   这些干预将推翻那些商业数字平台所依赖的既有商业模式,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有两种:订阅和公共补贴。但是,订阅服务会进一步造成社会分化,个人数字服务用户已经为宽带连接和设备支付了费用,要求他们再为获取基本信息和文化资源付费,无疑将“驱逐”那些低收入群体,加剧现有数字资源可用性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保障人人充分参与数字化社会的迫切性,但同时也提出了“获取什么”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线上时间围绕少数大型平台公司的利益组织而成,公司的研发部门决定着数字产品的功能和用途。随着社交活动转移至线上,这些公司在疫情期间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增长。通过参与联系人追踪应用程序项目,有些公司扩大了对用户个人数据的访问规模。这种权力在私人手中的整合,正被广泛地比作20世纪初美国工业扩张初期拥有石油、钢铁和铁路公司的富豪们对关键资源的集中控制。这种观点促使立法者再次考虑使用当时的干预措施,迫使数字巨头出售关键业务板块。然而,更大的市场竞争本身并不会改变当前社会所仰赖的以高资源消耗为代价的资本增殖逻辑和过度消费文化。

   如果我们要避免各类大流行病在未来接连不断暴发,挽救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就必须意识到共同利益之上的共同责任,以与时俱进的公民身份意识克服过度消费。这就要求将公共传播的核心机构转型为促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而非生产利润的中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用公共资金支付基本服务已有很长的历史,税收承担着广泛的向公众免费提供的文化资源,包括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和公共广播。这些机构长期以来受到新自由主义者的抨击,但当前的危机重新引发人们对其价值和未来发展的争论:如何通过将更多的公共资产和专业知识转移到网上,并在保留用户个人数据所有权的同时开放更多公共参与的空间,使人们得以更好地享受这些公共服务?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非商业性的数字共同体(Murdock, 2018:41-56),这反过来又重新激活了将互联网重新定位为公共事业的提议。正如伯纳斯-李所说,“就像上个世纪的电力以及在此之前的邮政服务一样,网络是必不可少的实用工具”,对网络的访问应被视为“基本权利”(Berners-Lee, 2020)。

   这些讨论围绕可行性、政府资助和控制权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如何组织数字联结最终取决于在两种对立的社会观和社会身份之间进行选择——身为消费者还是公民。消费主义将市场上的个人选择定义为自我实现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向他人展示自己理想形象的主要舞台,它促进并确认了人们与社会的个性化关系。公民身份则以社会契约为基础,人们拥有个人权利、资源以及自我发展的机会,但同时也要承担为集体生活做出贡献的义务。成为公民就是成为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一员,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对他人生命的共同责任。

   从历史上看,理想的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伴而生,民族国家的权利和资源被赋予那些因出身或合法性而被接受为其成员的人。然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社会联结不止于国界。对于那些提供了我们所依赖的数字设备的工人,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的责任——这是我们迫切需要提出的问题。支撑着数字媒体的全球供应链也迫使我们直面一个全面数字化的社会所必然造成的环境成本。

   数字通讯系统的物质基础在有关其实践和影响的讨论中经常被忽略(Murdock, 2021)。数字联结需要大范围的电缆、卫星、发射机和服务器集群网络,并通过各种机器(智能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游戏机)将用户连接在一起。这些基础设施和电子设备的生产要消耗多种稀缺的矿产资源,并在其生产、运输和使用的过程中消耗大量能源,最终成为堆积如山的电子废品。

   数字产品从生产到使用的各个环节都会导致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Murdock & Brevini, 2019:51-82)。随着围绕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新兴技术逐渐融入未来的家庭和城市规划,排放量还将急剧上升(Obringer et al., 2021)。

   上述发展呈现了一个联结的悖论:我们越是利用数字化的包容性成功地消解经济、社会和文化障碍,就越使得自然环境陷入危机。要改变这一状况,除非我们能够确保未来的数字媒体由非破坏性开采且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材料制成,同时可以被回收利用,不产生废品。

   正是因为数字媒体现在是社会各个方面的核心,围绕其未来的辩论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对于一个“好的”社会的定义,促使我们质疑单纯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国家成就的标准,并将社会公正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作为个人和集体福祉的重要基础。

在工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进步”概念基于对量化指标的迷恋。它计算了主流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人们为其年复一年的增长而庆贺。这种计算排除了破坏环境的社会和生态成本,也忽略了为个人和社区生活质量以及环境完整性提供必要支持的无偿社会劳动。为了代替这种“增长”,我们需要将“关爱”(care)化为一种“社会能力和活动”,以滋养“生活的福祉和繁荣所必需的一切”。 “将关爱置于中心位置,意味着承认和接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亲密关系到互助的邻里网络,再到对自然界的共同监护,均包含其间(The Care Collective, 2020:5)。关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种和每一种自然资源,是建构社会正义和坚守环境可持续性承诺的生动想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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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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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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