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默多克:对抗的联结:大流行病与平台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22-02-20 23: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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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默多克  
加强和扩大了互联网的上述应用范围。由于被困家中,旅行和社交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互联网上。正如凯瑟琳·利特克·桑达(Kathrine Liedtke Thorndahl)和拉塞·内尔高·弗兰森(Lasse Nørgaard Frandsen)在他们的自我民族志反思中所指出的,熟悉的日常生活遭到破坏,社会经验被重新配置为一个由诸多碎片化的异质性元素组成的拼贴(collage),有些元素在屏幕上相遇或生成,另一些则锚定于家庭空间里的物质性存在中(Thorndahl & Frandsen, 2021:870-877)。

   罗米娜·艾莉松多(Romina Elisondo)和玛丽亚·梅尔加(Maria Melgar)于2020年3月底至4月初在阿根廷强制封锁期间进行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种在其他地区也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模式:人们通过参与创造性活动寻找快乐和自我肯定,在封城隔离导致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尝试探索一些即兴活动,将有限的资源加以充分利用,从而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在这项包含三百多名参与者的研究中,仅有三人表示他们在隔离期间没有从事任何创造性活动;超过一半的人将烹饪从一项必要的家务劳动转变成一个做实验和表达的空间,第一次尝试了新的食谱和烹饪技术;相当一部分人重新开始制作手工艺品,或是开始绘画、摄影、跳舞、演奏乐器;许多人参加了虚拟聚会、生日庆祝会和其他社交活动,或是在网上分享他们的创作来为社群建设贡献力量(Elisondo & Melgar, 2020:230-250)。

   集体性音乐创作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普遍回应模式。意大利是第一个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上升的欧洲国家,那里的人们站在公寓的阳台上一起唱歌或敲锣打鼓表示团结。表演被拍摄下来并通过数字视频网站广泛传播,雷米·赵(Remi Chiu)的研究表明这些“阳台表演”(balcony performances)再次与历史产生了强烈关联:1576年瘟疫在米兰肆虐时,公共宗教游行活动被禁止,然而,尽管经历着空间上的隔离,市民们仍然保持着情感上的联络,纷纷相约在家中吟诵祷告,寻求神的怜悯(Chiu,2020)。

   其他围绕集体团结的仪式化表达也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出现,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英国封城期间,每周四晚7点市民们被要求站在家门口或窗前为在卫生部门工作的医护人员鼓掌。除了“为护理者鼓掌”(clapping for carers)的活动之外,人们也在网上为那些因抢救新冠肺炎患者而去世的医务人员发表悼念帖(Sumiala, 2021)。后来,人们在伦敦市内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心形的手工制品,上面写着病逝者的名字,以此纪念这场大流行病中的死难者。这面墙正对着伦敦议会大厦,它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对政府处理紧急情况时的失职和本可避免的牺牲进行了无声而有力的谴责。

   同时,数字联结在许多国家公众自发组织的社区团体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团体为人们提供了本地化的社会支持。其中一些倡议来自比较成熟的志愿者协会,另一些则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产生的特殊需求而出现的。正如英国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社区层面围绕“微型”(micro)志愿活动已经形成了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宗旨的多种“超本地”(hyper-local)干预模式,这些干预活动侧重于特定目标,例如为贫困家庭运营食品银行,以及为独居的弱势群体提供实用性帮助。为社区建立的脸书小组、以社区为基础的“WhatsApp”小组和本地在线论坛提供的数字空间在组织和协调这些志愿倡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除此之外,传单和海报也助了一臂之力,为人们联络无法使用互联网的同伴提供了帮助(The British Academy, 2021)。

   “处于安全状况下的人们应当关照贫困和弱势群体”的道德义务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自我形象的核心要素——而这也是迄今人们参与志愿活动的基本信念。然而,数字资源可得性的不平等现状重演了基于阶级划分的数字化参与图景。正如最近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志愿者依然主要来自于“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这凸显了与现存不平等结构紧密相关的经济和资源条件限制是如何阻碍低收入群体参与数字化社区生活的”(The British Academy, 2021:68)。另外,网络联结所具有的核心地位还强化了志愿活动中数字技术使用的代际鸿沟。在这一因素的推动下,社区的青年志愿者数量节节攀升,而作为传统志愿者主力军的老年人和退休人员数量却下降了。

   社区中的志愿合作、技能共享和可用资源的有效支配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医疗紧急状况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安妮卡·里奇特里奇(Annika Richterich)在英国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中所讲述的:由于英国的医务工作人员长期缺乏必要的个人防护设备来预防新冠肺炎病毒感染(源于政府缺乏相应预案),业余的手工爱好者和本地的“手艺人”(maker)团体成员就利用开源软件来生产口罩、面罩甚至医疗设备(Richterich, 2020:158-167)。

  

   六、居家工作:机会、不平等和剥削

  

   与此同时,许多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在封锁期间关闭,人们的出行也受到限制。这导致各行各业中相当一部分工作者必须居家办公,利用先进软件技术来完成工作,并通过数字网络与同事、客户保持联系,然而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正如查尔斯·戈特利布(Charles Gottlieb)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研究所显示的,可以在家中有效完成的工作几乎都是非体力劳动——它们往往属于体面的上层社会群体。研究表明:76%的管理人员、70%的专业人士和49%的文职辅助人员能够居家办公,而在机器操作员和组装厂的工人中这一数字下降至7%,对贸易工人而言,这一比例更是锐减至4%。至于那些拥有大量非正式工作者和农业劳动力的低收入经济体,其内部的差距更为严峻(Gottlieb, 2020:71-91)。

   疫情期间,在家中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律师、会计师、银行家、建筑师、大学教师、软件设计师和其他专业知识工作者,这加大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作机会和报酬的差异——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两者就存在显著对立。另一方面,事实证明网络联结是一把双刃剑。虽然通过数字网络在家工作可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避免长时间的通勤,并为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创造更多机会,但这也使得雇主可以将生产成本转嫁给员工并对员工的管理拥有了更强的控制力。顶尖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初级职员曾详细描述了他们如何需要自己承担居家办公的所有设备支出,被迫工作八小时(这本是过去的劳动者抗争而来的工作时长限制)以上,不再获得餐费补贴并被要求保持24小时可联络;此外他们还要接受电子监控,以便公司随时掌握他们的有效工作时间和工作进度(Markortoff, 2021)。同时,脱离数字网络会给个人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

  

   七、数字鸿沟:驱逐与断联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突破性研究表明,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正统地位”(orthodoxy)加剧了英美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使收入和财富系统性地流向了顶层社会(Piketty, 2014)。现有证据表明,在英国和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和少数族裔家庭的影响最大。其中缘由不言自明,经济压力迫使这些群体不得不在疫情中继续工作。公交司机、货车司机和超市收银员——他们被归类为“关键”岗位工作者,为社会提供着无法转移到线上的基础性服务。许多人可能与病毒携带者接触,或者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如食品加工厂)保持社交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适龄劳动者死亡率在2020年3月至2020年10月期间总体上升了22%,其中面包师和流水线厨师的死亡率则分别上升了50%和60%(The Economist, 2021b:5)。除了恶劣的工作环境,低收入群体往往也只能居住于拥挤的社区,病毒在那里更容易快速扩散,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被感染的风险。

   如前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日常活动向线上转移突显了结构性的社会分化如何围绕数字媒体的使用持续产生不平等现象。大量贫困家庭和老年人群没有数字设备或上网条件。英国媒体监管机构——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最新报告显示,网络可用性的不平等还广泛存在于社会其他领域。在专业人士和管理岗位中,只有4%的人无法使用网络;而这一比例在非技术型的体力劳动者或仰赖社会福利生活的群体中攀升至27%。年龄造成的分化更为明显,75岁以上的人群中超过一半(51%)无法使用网络;65岁至74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30%;而年龄介于16岁到44岁的群体中只有2%无法使用网络(Ofcom, 2020:4-5)。

   这些无法使用网络的人在疫情中遭遇了双重断联:不仅人际交往被切断,数字网络的联结也丧失了。公共图书馆和社区中心的关闭让人们使用公共数字设施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这些不平等现象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贫困家庭中没有计算机的儿童无法访问在线学习资源——线下场所长期关闭的情况下,这些资源已经取代了学校教学,而连续数月的教育缺失将进一步扩大班级中现有的教育水平差异,致使穷人更难以获得必需的职业资格认证。另一方面,由于封锁期间无法远程保持社交联系,致使孤立感加剧,贫困家庭中成年人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对大多数“被驱逐”的人而言,经济问题是根源,他们无法承担上网所需要的费用;而对于那些可以使用一些网络的弱势群体,缺乏自信和实用技能也是重要因素,这使得他们往往无法充分利用数字网络提供的各类机会。

   正如理查德·布兰戴尔(Richard Blundell)和他的同事在研究中所述,既存的社会不平等不仅在形塑疫情经验和应对能力的差异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人们在疫情中遭受的不平等处境也将进一步固化当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加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Blundell, et al., 2020:291-319)。米尔卡·马迪诺(Mirca Madianou)指出,即使新冠肺炎疫情最终得到控制,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次生灾难也将持续摧残弱势群体(Madianou, 2020:1-5)。

   目前全球范围内有47%的人口未能连接到互联网(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a),而低收入国家的用户还需要为使用网络付出更高的代价。美国用户工作52分钟的收入就能够支付最低价位的宽带连接费用,巴西用户需要工作8小时24分钟,而尼日利亚用户则需要工作33小时42分钟(Buchholz,2021)。这些障碍使得世界上许多贫困的劳动者无法获取那些可以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提供支持,但仅能从线上获取的信息和服务。

   八、对抗的未来:网络联结、新冠肺炎疫情与气候变化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许多国家肆虐,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持续攀升。正如有关学者所强调的,疫情凸显了整个社会对网络联结日益增长的依赖,由此也加剧了社会中的不平等与矛盾紧张,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持续不断的对抗。

一方面,数字网络为追踪和遏制感染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工具,扩展了虚拟社交的空间和创造力的表达渠道,并为社区志愿合作网络提供了支持。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欣慰地感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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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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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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