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范欣:党的基本纲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2-02-09 00: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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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进入专栏)   范欣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中国不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仍以小生产为主。在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大规模启动工业化,大量的资金来源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而“剪刀差”成为了国内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重要方式。这也为中国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常规工业化道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整体经济实力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实践发展中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农业发展受阻、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城市就业压力增大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对苏联工业化道路建设的反思,形成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协调各方关系,在经济方面具体要协调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探索一条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开始“第二次结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论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问题。在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前提下,也应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通过这一系列的决策,使中国的经济建设逐渐走出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并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道路探索,为后续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左”倾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实际安排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上,出现了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倾向,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党中央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而使国民经济在1962~1966年得到了较为顺利的恢复与发展。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倾错误思想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基调,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工业、农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周恩来重申了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事业上来。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也开始针对铁路、钢铁工业等进行全面整顿,工农业产品产量开始大幅度增长,经济开始出现明显好转,但这次全面整顿并未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再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期经济发展的曲折探索过程,但也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起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和平赎买民族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理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等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宝贵探索。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基本纲领确立与经济规律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纠正了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中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中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明晰所处历史方位基础上,提出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蕴含着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建设要求。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随着对改革开放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写入中共十七大党章,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数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验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和优越性,还需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运行规律,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范畴得以明确提出,是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历史统一。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并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上进一步明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看出,中国特色仍作为社会主义范畴基础上的附加成分,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上的延续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一般性与中国国别特殊性之间关系认识的体现。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首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并列,视其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史进程中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刘伟,2021)。2011年7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个方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而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重点关注所有制结构变革及其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开始被打破。基于市场活力和资金缺乏等现实情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合法地位逐步得到承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范畴,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此之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等报告中始终强调要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上必须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坚持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同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改革中不断调整与完善,而这重点体现在微观主体制度的改革上。一方面,不断深化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微观企业基础,是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国有企业改革,从分配领域开始入手,主要经历了放权让利阶段、两权分离阶段、产权多元化阶段、抓大放小阶段、优化所有权约束机制阶段等五大阶段。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村农业集体所有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土地制度是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了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分离,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为农户土地承包权的财产权性质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重点关注分配方式及其实现方式,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的劳动产品决定着分配的对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也需要基本分配制度进行呼应和配合。换言之,所有制是分配制度的基础,分配制度是所有制的经济实现形式,二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经济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言,“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从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关系来看,公有制为主体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相呼应,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相对应。这意味着除公有制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方式之外,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实行按要素所有权分配,充分让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创造财富中发挥作用。针对改革开放前实行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非“资产阶级的权利”,并在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过去平均主义的工资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基础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并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确立的同时,收入分配的原则也在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均衡,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收入分配制度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尝试。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重点是资源配置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关系的本质及特征规定要求资源配置方式上必须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为在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方式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创造了制度可能,进而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条件(刘伟,2020)。作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为重要的突破,其具体内涵也并不是先验和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举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与马恩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有较长距离,但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制的统治地位,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培育市场机制,进行创造性探索(刘伟,2017)。1979年,邓小平在深入总结传统经济体制弊端的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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