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源:近代草原丝绸之路东北端的文化景观、经济网络和文化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22-02-05 0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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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源  
”(20)中东铁路的修筑,最终也挤压掉了边境贸易人群的作用。自20世纪起,中俄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已经不再以边境人群为主体,丝绸之路上传统的中介形态被打破了。

   三、依托寺庙的呼伦贝尔传统商业网络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意义

   19世纪后期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扩,对于蒙古高原东北部呼伦贝尔的经济文化对外交往有着巨大的意义。

   近代蒙古族地区中,呼伦贝尔总管下辖的新巴尔虎八旗是定居聚落城镇出现较晚、建筑景观留存少的区域。另一方面,作为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迁移而来的部众,业已形成的藏传佛教信仰也在迁移后依旧保持,在文化传统的保持和文化载体的缺乏的对立之下,寺庙成为有清一代至民国年间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地理标识,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经济网络。寺庙除了可以储存物资,经营商业,还承担着庙会这种社会经济功能。庙会期人口集中,庙市改变了呼伦贝尔经济的格局,创建了内在的市场,将呼伦贝尔放射式的早期商业变成了中心汇聚式,加快了呼伦贝尔文化区的整合力度。

   呼伦贝尔藏传佛教寺庙体系的形成与整合大约经历了百余年。官方敕建的寺庙以分旗而定,索伦左、右翼,新巴尔虎,额鲁特旗的四座旗庙从乾隆五年期至嘉庆七年建成,光绪十五年为表彰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新巴尔虎地区又建德孚寺。载于《清一统志》《黑龙江舆地图说》乃至《呼伦贝尔志略》等官方典籍的,呼伦贝尔藏传佛教寺院就只有这五座由朝廷赐名的庙宇。在五座敕建寺庙中,属于新巴尔虎地区的只有甘珠尔庙和都嘎尔将军家庙德孚寺。在新巴尔虎两翼居民宗教与经济生活中承担重要职责的,则是地方寺庙。相对长期“兴黄教已安众蒙古”的内外蒙古盟旗,呼伦贝尔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较晚,寺庙较少。巴尔虎人被允许建立寺庙是乾隆朝之后。乾隆三十六年,皇帝寄谕盛京将黑龙江将军等,指出锡伯人和巴尔虎人同“真正满洲”不同,应允许他们为僧。(21)

   呼伦贝尔地方寺庙的类型有不同种类,有敕建寺庙的属寺,有各旗色的主庙,有旗下各佐的寺庙,也有家族或个人纪念性寺庙。根据巴兰诺夫的统计,至1912年时,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各佐的寺庙系统大体如下。(22)

   镶黄旗,两座,旗庙喇嘛固热庙,僧人100名左右,营庙,僧人40名左右。正白旗,两座,旗庙铜钵庙,僧人700名左右,100余名为常驻僧人。正黄旗,两座,旗庙沙拉努嘎庙(东庙),距旗庙六俄里处有一佐庙。正红旗,三座,旗庙一座,佐庙两座,位于克鲁伦河沿岸。镶红旗,三座,旗庙一座,佐庙两座。这两座都较为穷困,喇嘛各自约20—30人。镶蓝旗,两座,旗庙阿斯尔庙,喇嘛300名,常住不到40名,另一座在乌尔逊河上,称硕腾庙,僧人据称有300名。镶白旗,一座,乌固木日庙(或废庙),正式名称为巴音嵯岗庙,1900年战争废弃,在嵯岗站附近。总体上看,呼伦贝尔藏传佛教寺庙存在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两个集中区。

   新巴尔虎右翼和左翼地区寺庙新建与扩建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新巴尔虎右翼兴建的旗属寺庙以各佐庙宇为主,而建在新巴尔虎左翼的寺庙除了各旗色寺庙以外,佐庙数量不多,更多的是不同个人、家族或部族的纪念寺庙(兼有敕建寺庙和家庙双重性质的德孚庙也可以算在这个序列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寺庙规模同影响力的关系。新巴尔虎右翼地区的寺庙规模往往不大,宗教景观本身条件的限制会影响它的吸引力。史料所载正红旗的寺庙就在19世纪末集中到了克鲁伦河沿岸,其经济原因可能大于其他原因。相形之下,在新巴尔虎左翼,镶黄旗人的那木古儒庙和正白旗人的铜钵庙在规模和影响上则要更大。地处呼伦湖东北,贴近中东铁路的镶白旗和接近哈拉哈河,位于新巴尔虎地区东南角的正蓝旗则因为地处偏远,畜牧经济基础一般,且易遭政治动荡波及的缘故,旗庙的维持都非易事,各佐以下再建庙宇就变得更不可能了。

   草原地带的寺庙需要和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如甘珠尔庙的选址。甘珠尔庙是新巴尔虎地区地位最高的寺庙,也是始终未进行迁移的寺庙。甘珠尔庙不仅是呼伦贝尔的宗教中心和交通的中心节点,也是天然的优良市场。尽管如此,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和交通不便,甘珠尔庙在庙会期以外发挥的作用似乎有限。甘珠尔庙的周边是阿木古郎沙地,对于交通与用水都有不利之处。僧人曾经试图在周边盐碱荒地上引水渠并种植树木,但没有成功(23)。甘珠尔庙规模受到限制。波塔宁在八月庙会时来到甘珠尔庙,所见居住僧人不到两百(24),而在沙拉努嘎庙所见者则达300人(25)。

   业已形成的寺庙系统塑造了呼伦贝尔的经济格局。高等级寺庙在经济活动中占有更大优势,典型的如最主要的甘珠尔庙。其余各旗寺庙,海拉尔西山等也有经济活动。甘珠尔庙市可以延伸到寺庙之外,乌尔逊河沿岸成为庙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补充。近代以前庙市地点往往并不是直接临近主要官道,而是多处于蒙古高原内部道路网的节点上。以甘珠尔庙为例,朝向它的贸易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向西经行呼伦湖,由克鲁伦河谷进入喀尔喀蒙古,另一条则向南经哈拉哈河、越过大兴安岭进入昭乌达盟北部。这两条道路在19世纪中叶前主要是由蒙古高原上的贸易者使用的。同呼伦贝尔寺庙交往密切的主要有塔宾庙。塔宾庙地处呼伦贝尔两条南行通道节点上,西侧通达同克鲁伦巴尔河屯盟中右旗,左前旗,经行王盖庙(西乌珠穆沁旗庙)等地,穿越达里冈爱东北部和东乌珠穆沁旗进入昭盟。东侧沿正蓝旗进入哈拉哈河上游,走兴安岭山脊进入阿鲁科尔沁旗和扎鲁特旗。塔宾庙的喇嘛定期来新巴尔虎地区经商。

   呼伦贝尔寺庙体系的中心点就是甘珠尔庙。以甘珠尔为中心的寺庙经济体系的兴衰变化,也反映在甘珠尔庙市的历史中。甘珠尔庙是呼伦贝尔的交通节点,在中东铁路修建前,甘珠尔庙的重要性要高于海拉尔城。甘珠尔寺为中心。甘珠尔庙能取代海拉尔城成为商业中心归功于其地理区位,也归功于其宗教地位。甘珠尔庙除了充当寺庙群的交通中心外,也是呼伦贝尔八旗宗教活动的中心。甘珠尔庙的经济中心地位在清末达到了极盛,交往对象除了汉族、满族、达斡尔族商人外,同蒙古各盟旗间交往也很重要。甘珠尔庙最兴盛的时候据称交往范围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东半部。

   据清末达斡尔人的描述,参加甘珠尔庙会的除了巴尔虎蒙古人,还有相貌不同、来自库伦的外喀尔喀蒙古人。(26)其中,来自内蒙古的商人“以锡林郭勒人为主”。(27)来自昭乌达盟各旗的贸易者也很多,除了来自北部各旗者外,昭盟中南部的居民也参与了贸易。哈拉哈河上游之流地区,来自乌丹的汉族商人赶着百余大车参加甘珠尔庙会。(28)新巴尔虎地区的寺庙同索伦、陈巴尔虎、达呼尔等民族也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后,政局的动荡使得甘珠尔庙影响范围缩减。利用甘珠尔庙的除了外来族群,呼伦贝尔当地的群体主要是索伦左右翼的居民。1934年时,“赶赴庙会的陈巴尔虎人,索伦人和布里亚特人总计约2500人,大约是呼伦贝尔游牧人口的8%”。(29)

   新巴尔虎其他寺庙在本地区的宗教地理体系中同样有重要意义,其中主要有那木古儒庙、沙拉努嘎庙、兰旗庙等。沙拉努嘎庙位于两条交通线间,在朝拜路线和商业路线中都很重要。波塔宁在乌和尔图附近见到过沙拉努嘎庙的堪布,他在库伦即有自己的住宅,(30)而在乌和尔图与沙拉努嘎庙之间,波塔宁又遇到了来自汗阿林盟的喇嘛丹巴,并与之同行。(31)沙拉努嘎庙同周边地区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宗教往来与商业交换,寺庙的繁荣加强了呼伦贝尔的经济发展。

   四、草原丝绸之路和寺庙经济对呼伦贝尔当地人身份认同的影响

   融入草原丝绸之路后,呼伦贝尔的寺庙商业网络除了具有经济意义外,也促进了各旗各佐建立起更广泛的心理与文化认同。

   那木古儒庙地处克鲁伦河与乌尔逊河道路交界、左右旗交接的位置,宗教活动繁荣,同外蒙古、藏区等地都有宗教交往。在1916年巴兰诺夫的《巴尔虎》和其他一些俄国人的著述中,此庙的名称被误记为“ЛaМaгyp/Lamugur”。Lamagur的发音近似蒙古语中的lamakurun(喇嘛库伦,民间可指一些有重要活佛的高级寺庙)。错误的原因不仅是语音混淆,也有此庙地位重要,堪与其他旗的庙属库伦相比的因素。寺庙或寺庙的基址,成为各佐属民乡土记忆的符号。同时佛寺同敖包相比,其神圣性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修建者的地位和供奉寺庙的群体,因此佛寺更具有可移动性。

   俗称将军庙的德孚寺,体现了由家族纪念物到官方纪念碑再到民族历史纪念物的变化。尽管将军庙的官方地位在新巴尔虎地区仅次于寿宁寺,但此处宗教活动似乎一直不甚兴盛。对于游牧者来说,将军庙的宗教信仰意义可能要次于对杜嘎尔的个人纪念。阔尔玛佐夫记录了一个同历史有所出入的传说,说庙里纪念的是“蒙人极崇仰之”(32)的,名叫Джaндзин的人(此即“将军”的音转,东省铁路调查局出版《呼伦贝尔》汉文版中译成了“张金”)。同生活在海拉尔周边,出身于索伦或达斡尔部族,汉化程度深的海兰察、恒龄、明昌等将领相比,“不通汉文”的巴尔虎人杜嘎尔是草原人的英雄。

   基层社会的文化心态,也反映在了本地的知识分子身上。呼伦贝尔本地最早的“士人”来自迁移而来的达斡尔族,嘉庆初年的敖拉昌兴“编述《京路记》、《调查乌的河源》、《田舍诗》、《依仁堂集》等书,并用达呼尔俗语编著诗歌”,(33)被视为呼伦贝尔最早的“文士”。不过昌兴的文化心态还是从属于海拉尔周边的移民岛,尚没有强烈的本地意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呼伦贝尔人并非只有本地区认同,也不是始终认为自己是不同于盟旗蒙古的他者,这一点不同于一些国外学者所言。(34)第一个有本土性的文人是晚清官员、新巴尔虎总管古柏礼,他的《诸蒙古始祖记》从开篇就将巴尔虎人的历史置于孛儿帖赤那开始的蒙古民族的整体历史中,又将全体蒙古人的历史置于中国历史的体系中。(35)他在一篇记叙黑龙江边务和经营筹办问题的文章的开头,描写源头之一的肯特山,即称其“源出哲布尊丹巴驻跸之库伦东北方的肯特山”,(36)将民族的历史带回了内迁前的记忆。在古柏礼和另一位巴尔虎官员古鲁格等人的诗歌中,也有许多赞美乡土景观的内容,如《祭克鲁伦河》《宝格德山》。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也开始将呼伦贝尔置于内外蒙古的整体环境下考察。文献中可以看到,晚清和民国的考察报告和方志中,在行政隶属上原本不同于蒙古盟旗的呼伦贝尔已经在交通地理和商业地理层面被视为蒙古高原的一部分。清末姚锡光称多伦到呼伦贝尔的道路是“口北商路东大道”,(37)地位重要。大约成书于清末民初的《蒙古道路说明书》已经将库伦—土拉河—昭莫多—克鲁伦河—呼伦贝尔这条通道视为蒙古高原上的重要道路。(38)

   我们要重新审视呼伦贝尔这一区域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历史中的地缘意义。呼伦贝尔长期以来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39)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呼伦贝尔有其特殊的地位。虽然在历史上呼伦贝尔没有长时间承担丝路交往的主要任务,但是,它在构筑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促成蒙古高原边缘地带人群文化统合与国家意识形成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近代史中,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组成部分的呼伦贝尔对后来北方和东北边疆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也促使着边境较小族群的文化认同融入中国边疆地带较大族群,近代东部蒙古的一体化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对大兴安岭地带的直接作用。看似偏处边陲、族群文化差异较大的呼伦贝尔,其实并不像以前一些国外学者所讲的那样先天缺乏和中国母体的联系。(40)清代呼伦贝尔基于文化景观、商业、交通形成的内外蒙古区域认同最终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国认同,在民国初期“呼伦复治”。在十四年抗战中,呼伦贝尔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在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得到了进一步塑造,(41)各族军民的抗战情报也是沿着草原丝路中一些重要的节点形成的通道传送的。在光复之后,呼伦贝尔各族人民最终选择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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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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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21年第7期167-174,共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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