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5 次 更新时间:2022-01-26 00: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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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进入专栏)  
中国依然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为什么不能尝试实现更高一些的经济增速呢?在没有进行尝试之前,就认定中国必须让经济增速一步步降下来是错误的。经济增速长期下滑会产生所谓的“磁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经济增速长期、持续下滑,就会出现以后想快也快不起来了的结果(工人长期失业难以重新就业、团队解散后就难以重新组织)。听任经济增速下滑、听任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潜力就必然下降。其结果与其说是经济增速不得不下降,不如说你认为它必然要下降,于是它就下降了。

   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目前,市场对中国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已经明显减弱,但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心还是比较强烈的。我以为,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估计的过于高了。年年都有很多人预测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单从2008年之后就可以列出一张长单。2012年春节之前,我随北大到纽交所交流。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溃、温州的地下金融要把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拖垮,还有“影子银行”问题。我们则向纽交所的人解释: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根本不可能使中国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例如,温州地下金融的规模和中国整个经济相比,实际上九牛一毛。我们应该关注它,不能无视它,但它不会造成部分人所认为的那样的危机。

   第七,增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上升,我们在下降,增速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无视。从美国一些学者,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学者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中国是有潜力,也有能力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是能够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之上的。

   第八,中国政府还是应该为2022年经济增长确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部门、各级政府都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明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公开设定目标?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

   第九,维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制定明确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去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给定的经济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当然,计算过程不是能够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多次迭代。无论如何,最终是可以计算出一组最可能实现的,自洽的为实现给定的GDP增速,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要实现的增速。

   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同比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2009年6月基础设施投资累积同比增速高达50.7%。后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路下跌,2012年2月进入负增长区间。2013年一度回升到20%以上,随即又开始持续下跌。2021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4%,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在以往,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直是逆周期变化的,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能拖累GDP增速呢?

   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经超前,没有更多项目可建了?完全不是如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宽广的概念,它绝不仅限于“铁公机”这样的老基建,而是还包含着“新基建”以及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即便是传统基建项目,我们依然存在巨大的补短板任务——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死亡失踪380人(郑州市)已经充分说明问题。

   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正视既有问题、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与败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

   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习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无异于自废武功。

   不仅如此,由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居重要地位,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将拖累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对冲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十,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且难于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中国货币当局长期处于两难地位。一方面,希望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一旦发现房价增长过快,就会有房价调控政策出台,货币当局就会相应退出原来执行的政策。另一方面,房价或房价增速下降则会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并进而导致整个经济增速的下降——于是房价调控政策被搁置,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房价报复性反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数个这样的房地产周期。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国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过高、上升过快,不利于民生和经济长期发展。但抑制房价不应该是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应该仅仅是增长(就业)和通胀。抑制房价应主要通过房产登记全国联网和税收等非货币手段解决。

   房屋建设中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端住宅;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年轻人难以解决住房问题,房贷压力沉重。应该增加廉租房供给,健全房屋租赁市场,逐步消化三、四线城市存量住房。

   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也要避免突然改变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

   第十一,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解决融资问题。2008-09年四万亿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应该主要通过政府发行国债而不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目前,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存在发行国债的较大空间。发国债可能是中国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不二法门。发行国债导致利息率上升等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同时,扩大国债发行量对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至于发行国债的具体方式——如地方债应该如何发,是否把专项债改为一般公共债等问题——则可以进一步研究。

   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偏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应该明显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政府无需过度拘泥于财政赤字率不应该超过3%的教条。3%的设定并无任何坚实的理论根据。经验证明,在许多情况下,降低赤字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速。而提高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可能就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1996-97年日本紧缩财政的失败经验和中国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财政扩张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第十二,2022年中国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尽管中央银行可以且应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即便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方式发挥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并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如果国债市场对国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第十三,由于通胀形势的恶化,美国在2022年将开始退出已经执行12年的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的政策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美联储政策调整将是渐进的,相信2022年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只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应该不会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第十四,关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市场似乎普遍认为应该是5.5%。对此,我比较认同。一方面,我们毕竟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低于2019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们有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余地,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但是也有必要强调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要有条件的。一是项目储备到底足不足?如果事先没有预做准备,可能找不着项目。二是地方政府是否做好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将难以承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总结2008年“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由于中央已经提出“稳增长”的大政方针,对于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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