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凝:追本溯源论儒商之根本特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22-01-25 11: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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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凝  
因为竞争的主体都不是在“人”这个层面,所以都会把人物化和工具化,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带来效率,问题都是掩盖和忘记了“人”之根本,只保留和计算了人动物性和物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人之精神性的一面。

   我们知道,儒家内部也有孟荀之别,有内圣外王的不同路向,从而有自身的光谱宽度。比如在天人关系上,孟子和荀子就有较大差别。孟子在挺立个人道德主体性的同时,强调对天道的敬畏,而荀子却讲要“制天命而用之”。孟子讲仁义内在,而荀子却隆礼重法。孟子讲人性善,要发扬人性本有之善端。荀子讲人性恶,认为应通过后天礼法之学习,矫正人性中的偏私妒忌。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尊孟子一脉,贬低荀子,甚至认为荀子不是儒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正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就涉及“判教”的问题,荀子的学说中,有很多论述已经比较接近法家的表述了,但我们仍然要说,荀子守住了儒家之藩篱,他只是扩展了儒家思想的光谱,但非常清晰地守住了儒家的边界。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儒家的两个核心特质,一是守住了中庸之道,二是守住了天人之际。荀子讲的“礼”和韩非讲的“法”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以人为本,是否包含着对天道的敬畏。韩非之“法”完全是人定之法,而荀子之“礼”依于天道。在两汉时期,儒家通过反思秦政之失,辨明儒法之别。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理论方式保留了天道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地位,既体现了儒家因应时代的变通,也坚守了儒家的核心特质。

   宋明理学与文明兴衰

   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的发展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并在对自然社会环境变化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回应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并形成自身的独特特质。儒家思想在两宋之际,因应佛教的传入以及经济社会的新问题而有一轮重要的发展变化,后人将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带有新特点的儒学思想称为宋明理学。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人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当代人对宋明理学持负面看法居多,而误解更多。随着新一轮国潮思想的兴起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有很多人开始讲朱子和阳明学,尤其是因为日本部分成功企业家对阳明学的推崇,阳明学成为儒商思潮的重要分支。

   相对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转而向内,重视内在的道德,用传统话语讲,就是凸显“内圣”的一面。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宋明理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视“天理”,并把心性与天理打通,为道德建立超越的根基。同时我们也看到,宋明理学在政治社会层面成为主导思想以后,具体说,就是从明朝开始,在中西方文明的发展竞争中,中华文明逐渐落后。西方发展起科学技术为动力的工商业文明,而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为尊的理学传统,对商业及相关联的逐利思想持贬低和批判态度,对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发展也是阻力大于助力。从这些意义上讲,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宋明理学为主的传统文化之批判,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但仍然是经过宋明理学型塑之后的儒家传统构成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以集体无意识等方式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行为逻辑之中,而我们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基本都是各种西方现代思想和理论移植的产物。我们的文化传统越长久,文化积淀越深厚,这种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积淀的错位就越深刻,融合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这也是现代中国很多制度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根源。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儒商文化?当我们在进行经营企业、商业贸易等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源自西方的一套商业规则在进行的,因为商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交流和流通,身处当前西方文化主导和西方制定的规则为全球通行规则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按照这一规则进行商业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逐渐意识到中华文化形成的积淀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仍然是当前的一个客观现实,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走向对多元化的承认和肯定,民族自信心的高扬,改变了人们对这种文化积淀的认知态度,也就是说,此前我们意识到有这种文化积淀,但是力图否定它或者改造它,现在我们是承认其价值并努力适应它。

   那我们就要明白,经过宋明理学型塑之后的儒家传统,有了怎样的新特点,它在哪些方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积极的价值?

   宋明理学内部,有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重大差异,他们分别代表了宋明新儒学光谱的两个端点。朱熹的理学重理守敬,重视传承、维护秩序,包含着理性化、知识化倾向,如果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希望把个体纳入整体的秩序之中,不论是内在的道德修身,还是外在的礼制维护,都为了重建秩序。王阳明的心学挺立个体主体性,把道德内化于个体之内心,赋予个体道德决断的自由和责任,包含着非理性化、主观化的倾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希望把整体价值纳入个体之中,从而解放被外在规范束缚的个体道德决断力和创造力。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心学与强调个人本位的现代西方思想有更多的相契之处,所以在当前的儒商风潮中,阳明心学成为显学。

   由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转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把明朝灭亡的部分责任归到阳明心学的头上,所以实际上王阳明心学传播的时间很短,清朝主流思想是以朱熹理学为导向的,直到清末民初,阳明心学才又迎来新的发展。实际上,思想和理论的兴起都是因应其要面对的时代问题。而不论中国和西方,文明都是在个体和整体之间摆荡发展的。整体意味着秩序,而秩序往往意味着对个体的压制,个体关联着创造力,但个体自由的扩张往往带来秩序的崩坏。

   所谓的文明繁荣期,是在两个节点附近,一个节点是从个体走向整体的时期,秩序刚刚建立,能够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体之创造力,而个体也认同整体之秩序,个体之创造能够转化为物质文明,文明在物质层面走向繁荣;另一个节点是整体之秩序遭遇外来文明的冲击,或者因自身之问题,开始松动和动摇,但并未完全崩坏,个体精神在不同文明的冲击激荡之下,或在对自身问题的反思之下,迸发出创造力,出现一个精神文明的创造繁荣期。也可以说,在这两个时期,个体和整体之间都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阶段,而在另外的时期,如果是整体吞没和压制个体的时期,虽然有物质的一定繁荣,但实际上文明在走向衰亡;而如果是个体无序扩张秩序崩溃的时期,战争和动乱将破坏一切文明。

   宋明理学兴起的背景,是中国经历魏晋南北朝和中晚唐近一千年的分裂割据之后,要重新建立秩序,宋明理学就是要在理论层面为这种秩序的重建建立基础,在人心之中建立对理的认同。同时要回应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之挑战,重新论证儒家道德伦理的超越基础。秩序必须以道德伦理为根基,而道德伦理必须建立在超越性的根基之上。

   再回看我们今天的时代问题,人心秩序之崩坏体现为道德伦理之失序,但根源在于道德失去了那个大家共同认同的超越根基。在西方文明中,这个超越根基是由基督教和上帝保障的,基督教虽然受到科学和理性思潮的冲击,但仍然是西方社会的基础。西方法律的神圣、个人自由的根基都是源自上帝。宗教从来是一个文明的核心,所以中西方文明交流融合几百年来,中国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都可以学习西方,也在实际层面已经相当西方化,唯独在文明的核心处,我们很难移植西方的基督教。

   很多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标准,认为中华文化是无神论或多神教,这实际上都是误读。中华文化有自身的信仰核心,就是“天道”信仰。当前我们最根本的时代使命,就是在中西方文明交融的背景之下,重建天道信仰。这样一种重建,并不是把先秦儒学或宋明理学的天道或天理简单复制,而是一方面要挖掘和继承我们文明传承下来的核心特质,另一方面要融入新的时代元素、吸收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积极元素,建立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体系。

   儒商的特质与时代使命

   现代西方文明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是一种商业文明,而传统中华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商业文明的长处在交流和扩展,而农业文明的长处在和谐和长久。换一个角度说,西方商业文明追求的是一种空间性的价值,商品的增多、物质的繁荣、规模的扩大、欲望的满足,都属于空间性价值的内涵,进一步分析,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本质上也是对空间的探索。我们现在衡量文明繁荣的绝大多数标准,都是一种空间性的标准,在这种标准衡量之下,历史演进呈现一个进步的假象。如果你穿越到中世纪欧洲或古代印度,跟一位修道士或苦行僧对话,你会发现,你所追求的那些现代价值,大多数在他看来一文不值,他根本不追求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认为,在追求的价值层级上,我们就一定比他们高明。

   作为农业文明之代表的中华文明,追求的主要是一种时间性的价值。我们前面讲过,在中华文化内部,特别是在中华文明内部整合尚未完成的时期,也有崇尚个体价值的杨朱、追求国家竞争的法家等各种思想派别,而最终奠定中华文明主要性格并形成今天中国人文化积淀的儒家思想,更多追求的是和谐和长久的时间性价值。

   西方扩张性的商业文明目前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在尚未发现外星文明的前提下,可以说,这种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一种扩张性的文明如果扩张到其极限,会出现什么问题?秦朝的灭亡就留下了一个典型的教训。我们知道,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立国的,崇尚竞争和扩张的法家思想武装起来的秦国,也在事实上打败和吞并了未能实现彻底法家化的东方六国。但统一后的秦国仍然延续法家思想治国,压制人民,维持一种对民间社会高度抽取的行政机制,保留庞大的军队,秦朝大军仍然向北和向南在推进着。秦灭六国时期,所发动的战争由于能够吞并东方六国富庶的土地,其付出的成本一般都能得到补偿和回报。但当秦统一六国,扩展到当时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地理边界之后,进一步的扩张所获得的收益远远无法平衡其付出的成本,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就会迎来自身的崩溃。

   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历史,伴随着血腥殖民和对其他文明的残酷掠夺。进入20世纪之后,殖民和直接掠夺的方式无法持续,但后来建立的所谓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仍包含着西方国家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剥削。当前的所谓“美元霸权”,是美国以美元为杠杆,抽取包括中国在内众多国家人民的血汗价值,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和持续繁荣。这种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要承认,追求竞争与扩张的商业文明,在竞争和扩张方面,确实要优于追求时间性价值的中华文明。而且当前世界,虽然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全球化,但并未在政治上实现真正的整合,仍然是以国家为主要单元的竞争局面。所以西方文明仍是当代的主导文明,大多数国家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只能按照西方文明的规则,建立各项政治经济制度。而且,不论在微观的企业经营层面,还是在宏观的国家发展竞争方面,要维持自身之存在并寻求发展,必须首先吸纳基于西方商业文明的那一套价值和运行模式。

   如果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你首先要学习的是现代商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经营之道,这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基础上,尤其是当企业逐渐做大之后,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才进入儒商文化之核心问题。儒家思想和儒商文化所能够带给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让企业如何在竞争中获胜和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是聚焦于以下三个角度:

1,企业内部凝聚力、共同价值和基于人心认同的有效秩序。这里解决的是员工个人和作为整体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儒家的核心理念“仁”强调的是个体和整体的通联,基于个体和整体的通联而建立个人的行为模式和企业的运行规则。这需要体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以人为本,利益分配上的平衡兼顾,员工个人的职业伦理和企业管理者的人性管理。在西方的管理模式下,规则一般是“硬”的,比如上班时间不许迟到,这个规则不会因人而异;而儒家人性化管理在执行规则时,就要考虑到具体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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