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恩林:论儒学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 次 更新时间:2022-01-22 19: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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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恩林  
《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大戴礼·用兵》:“子曰:“今之道尧、舜、禹、汤、文、武者犹依然,至今若存。”故《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如《孟子·尽心下》:“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故后世称为“孔孟之道”。

   至唐代,韩愈在《原道》中特别对这种“道”之统绪作了归纳:“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到了宋代,二程、朱子都曾总结儒家思想的传承统绪,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对这种道统作了细致的演绎,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朱子得意门生兼女婿黄干对此作了简明总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中国历代王朝都是承认这种道统的,连民国之父孙中山也曾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儒家强调这个道统,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其思想、其理论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一家一派一时之学。这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史实依据的。不管你承不承认,不管你是继承还是批判,中华文化中的这个道统是客观存在的,是无法否认的,就像人们身上的遗传基因一样不可脱离。所以,那些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一棍子打死、一味咀咒辱骂的人包括一些所谓学者,应该思考一下这个最简单的生物原理。

   四、今日中国需要儒学回归社会意识形态

   今日中国急需建设公认的共守的社会意识形态,解决社会道德伦理体系崩溃与、相关教育缺失、社会道德伦理观念薄弱乃至沦丧的问题。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社会族群或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伦理体系等。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政治的、社会伦理的等类型。儒学作为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社会伦理型的,虽然她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她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社会宗法伦理基础上的,这与西方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政治哲学是不一样的。

   建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来看,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49年底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三十年中,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但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实际上还是传统的封闭自足的指导思想,社会价值观、道德伦理观还是传统儒家的,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是浸透了儒家思想意识的农民领袖人物。十年“文革”中的行为是“造反”的、革命的,而价值观则是传统的“天下为公”、“利人”、“寡欲”、“克己”等。二是从1978年底到现在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政治意识形态,但文化建设和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网络普遍化而在实际上已偏离政治控制,倾向西方思想文化体系,故今日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等可谓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实际已近真空状态,特别是传统儒家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价值观遭到严重抛弃和践踏。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年曾以问卷形式对北京、辽宁、江苏、广东、河南、湖南、四川、陕西的31个地级市各类职业人群进行了道德理念践行状况问卷,其结果是人们对孝、诚、和这三大传统理念仍然有非常高的认同感,但实际践行中,却是农民对传统道德伦理思想认同度最高、践行意识最强烈,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特别是国家公务员这个层面对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认同度、践行意念却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女性比男性对传统道德伦理思想的认同度、践行意念相对要高。这一调查结果如果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代表性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在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方面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男性、国家公务员是这个社会的强势群体,强势群体不认同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观,又不能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伦理价值观,而处于一种自发的、自由的不受控制和约束的状态,这对于一个时刻不能没有道德伦理约束的社会和国家来说绝对不是福音。郭沂先生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指出中国当今社会至少存在文化创新危机、民族认同危机、社会风尚危机。笔者多年来的农村调查,也切身体会到,尽管上世纪50-70年代,破四旧、移风易俗的“革命”运动接二连三,但对传统儒家思想破坏最严重的是最近三十年经济超常发展过程中,文化、教育对社会道德伦理建设特别是对传统道德伦理教育的相对滞后与漠视。比如孝、诚、生育、义利之辨、仁善、俭朴等儒学基本理念在中国广大农村年轻一代人身上已经非常淡薄,城里人在这方面恐怕更不容乐观。

   尽管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都早已认识到中国社会新时期道德伦理观念、人生信仰缺失的严重情况,一直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作为重要议题。但直到目前,当今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等问题的探讨,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原因有二:一是任何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凭空构建的,必须在已有传统的基础上建设,因为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沉淀过程、认同过程、践履过程,不是执政者一纸文件、学者几篇论文便能够确定和推行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指导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事务是完全正确的,但作为构建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是不够的,她是政治哲学,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整套有关社会道德伦理和人生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二是中国传统儒学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社会道德伦理观、人生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但我们仅仅把儒学作为学术流派在学术界、在学术层面上加以研究,大中小学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是对执政党的政治忠诚教育,很少涉及个人与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教育。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古代专制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特别是她有关社会道德伦理的部分,如《礼记》所载孔子“大同”理想、三纲八目、中庸之道,张横渠的四句教等,把儒家学说的核心、当今社会所急需的道德伦理与人生信仰理念等囊括无遗。儒学中作为古代王朝政治意识形态的那部分虽然过时了,但作为民族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价值观的这部分,是没有阶级性、时代性的,甚至是没有民族性、没有国界的,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永恒的、不变的,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她就会存在。这一点,儒学先贤早就指出过:“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意即政治、经济、生活制度是可以变革的,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但诸如亲近自己的亲人、尊重尊者长者、男女有别等社会道德伦理观念是永恒的不变的。孟子对社会道德伦理观的普遍性、永恒性也作了形象说明:“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意即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犹如人的四体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道德伦理正是建立在这种人类共有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它不可能有时代性、阶级性。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儒学“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作为社会制度的儒学只是其最外表的层面,而作为“人伦日用”和作为精神信仰的儒学才是其更深层面。中国传统制度的崩溃,只意味著作为社会制度的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失去了依托,并不表明整个儒学生命的死亡。事实上,作为“人伦日用”和作为精神信仰的儒学,已经进入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传基因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学是同中华民族生死与共的。李泽厚也有这种看法,他认为,儒学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一定系于人们是否自觉地认同和承认它,它已化入为汉民族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千百年来对广大知识分子并由之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一直起着规范作用;并由意识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即人们常讲的“国民性”、“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其次,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现代化模式,儒学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现代化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和巨大影响力,都充分说明,儒家思想学说是完全可以在引进西方科学文明的同时,继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治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并没有过时。这一点,刘宗贤在《新、马模式: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中作了详细论述:美国学者K.E.柯德尔(Calder)在分析新加坡赖以取得现代化成就的社会结构模式“儒家社会主义型的资本主义”时指出:“在许多方面,新加坡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色。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尽管高度西方化,但在许多方面仍不失为一位典型的儒家领导者……”“新加坡的国家政策也是完全儒家式的,盛行道德训诫。”新加坡政府公开提倡儒家伦理,以儒学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秩序的工具,因而儒家思想便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政府的治国理念。李光耀曾指出:“华人失去儒家性格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沦为又一个第三世界社会的那一天。”儒家企业精神、儒化社会和贤人政治,可说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总之,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儒学、孔子经受了近一个世纪的批判和抛弃后,只有让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重新意识形态化,并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之进入政府行为、主流文化、社会意识,才能恢复儒学作为当代中华民族的一种时代精神,儒学才能实现其价值和发展。一个人不能没有父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抛弃这种传统的国家和民族是注定要灭亡的。即使是欧洲13-18世纪前后相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批判中世纪的封建黑暗,揭露中世纪的宗教蒙昧,最后他们改革了宗教、创新了社会制度,但是基督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并没有抛弃,至今西欧乃至北美等地仍然是基督教、天主教意识形态的天下。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古老文明国家,还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抛弃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去膜拜别人的思想文化,去凭空构建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了世界上26个主要文明的兴衰存灭之路,指出:世界文明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要素构成,其中,文化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或核心,而政治和经济则受到文化的决定。因为文化在社会演进中是最稳定、最深沉的,特别是文化中的宗教部分。而文明灭亡的原因永远都是文化“自杀”而不是外敌“谋杀”。我们中华民族坐拥五千年文明走到今天,如果抛弃自己的儒学思想文化传统,岂不是要重蹈这种“文化自杀”的覆辙吗?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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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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