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3 次 更新时间:2022-01-20 23: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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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和约翰森(Chalmers Johnson)、安姆斯敦(Alice Amsden) 等提出的基于东亚国家经验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既有一定的共同点,也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其共同点在于它们都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无为”国家的理念和片面化虚构,提倡政府积极参与经济发展,包括通过政府规划来配置资源,指导资本投入,协助经济发展,即所谓的日本和韩国的“东亚模式”(Johnson, 1982,1999;Amsden,1989)。在关于国家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展型国家”模式和改革中的中国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基本的不同。“东亚模式”基本是一个以私营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包括其财阀——日本的“zaibatsu”和韩国的“chaebol”——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则不同,国有企业的产值直接占到全非农经济的将近一半。

   固然,有的论者会坚持,中国的国企其实和资本主义私企大同小异,乃是以营利为目标的企业,不过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行为绝不仅仅是营利性的,而附带有出于国家战略政策的考量,当然,还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而且,近几年来更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关乎中国社会主义民生理念的考量。

   “一带一路”的战略性倡议便展示了众多关于国家战略和民生关怀的考量。同时,国企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要远大于“东亚模式”。近几年推出一系列的关乎民生的决策,包括将国企利润的一定比例“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以及规划由国有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在“乡村振兴”中协助推动乡村发展等战略。长期继续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的话,显然符合来自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理念,即“共同致富”,并会缩小中国长期以来的工农、城乡以及脑力与体力之间的“三大差别”。

   正是以上的转向和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体是不适合简单地用(许多国际学者,包括有的左派学者所争论的)“国家资本主义”范畴来概括,当然不符合基本是资本主义型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也不符合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建构的单一面的“无为”国家和纯竞争性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更不符合完全基于全社会“理性经济人”的私人逐利的市场主义经济模式。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体系,包括其市场经济机制,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符合官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亦可称作“市场化的社会主义”,这也许更能突出其历史过程)。虽然,其更具体的内容实际上还在实践中摸索,其中所展示的运作机制和规律也尚待观察、思考、概括和理论化。

   一方面,即便是国有企业,如今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被纳入市场竞争的约束范围。首先是国企被改组为公司型的独立核算单位,将它们区分为商业型和服务型两大类型。部分由国企改组的公司更像西方资本主义公司那样“上市”进入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甚至国际化的交易所,例如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销售部分公司股份,受到证券市场的利润率和股价竞争机制的激励和约束。如今,已有一千多家(较大型的)国有企业如此上市。而且,不少人员臃肿的国有企业已经通过裁员,让许多“冗余”工人下岗。同时,不少地方上的政府“形象工程”受到市场机制的抑制,不挣钱的就被淘汰。2003年,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这些企业的约40%的股权,借此来监管其董事会的决策。如此这般,国有企业已经逐步成为半公司化、市场化的企业。它们纳入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约束、营利和竞争机制,虽然仍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掌握控股权,但同时参与市场经济的运作,成为一种崭新的半营利型半社会主义的实体。其与一般民营企业的不同之处是它们不简单地是营利主体,会兼顾国家政策和利益的考量,如今更会带有为社会服务的考量。(《独家解读2020年〈财富〉世界五百强上榜国企名单》,2020; Lin, Lu, Zhang and Zheng, 2020)后者尤其可见于中央最近开始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战略转向党和国家的“共同富裕”理念。

   这里应该说明,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绝不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主要由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⑤]OECD)所指出的,仅仅十年之前,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中只有一两家公司是国有企业;如今,国有企业已经占到全球最大公司总数的五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全球的走向。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才会给予其特殊的关注和研究。[⑥](OECD,2018)

   至于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定的不同。它们固然相当高度地依赖市场的竞争和需求机制而运作,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府。没有政府的允许和(众多情况下的)协助,民营企业就难以成立,更不用说上市。没有国家高度集中的财政权力的允许及其银行体系的支持,民营企业就很难融资。其面对的实际情况和自由市场主义主导下的美国和英国的私营企业很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主义,包括其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划分和对立的思维来认识中国的经济体系,而要从其二元合一、相互作用来思考和理解。在西方的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体系中,政府和私营企业是明确二元划分和对立的,政府是不允许营利的,企业则完全是营利性的。但在中国,国有企业既可以是公共服务主体,也可以是营利主体——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土地的资本化大潮流中,重庆市的“八大投”国有企业是怎样来融资、营利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市场和国家、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二元互动和互补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这就和迄今的主流经济学的惯常思维十分不同。当然,也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将企业认定为主要乃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同。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以来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仍然在摸索和形成过程中的经济体系。它到底将如何更透彻地从权宜性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入社会化的“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的“共同致富”经济体系尚待观察,尤其是其具体实施的快慢、程度、做法和所依赖的运作机制都尚待进一步具化和概括。

   虽然如此,有一些基本的特性和倾向已经相当明了。中国经济将在较长一段时期里是一个混合-结合体,不简单是纯市场经济,也不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更具体、清晰的型式,特别是运作机制和规律,都尚在逐步形成,尚待观察中。具体如何融合市场和计划,私人逐利和公众利益的激励,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上的自主参与运作等各方面,都还在摸索过程中。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新政治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与我们能看到的此前的历史中的现象是很不一样的,是不可能简单通过被当作普适性的英美市场主义来认识的,也不可能像西方主流学术那样惯常地将市场与国家两者视作截然对立的体系和敌对的运作机制来认识和理解的,也不可能通过基本源自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公私合作”建构来认识和理解。目前需要的是,超越上述《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两篇总结性文章所表述的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脚踏实地地走向关乎结合两者的,正在实践中形成的经济体系的研究,逐步塑造关于兼具民营和国有企业,市场和国家参与的经济体系的新型政治经济学。

   古典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国家和市场设定为对立的二元,而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国家缩简为仅是阶级间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但中国的新政治经济体系是一个国家与经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二元互动合一的结合体。今天,那样的结合体已经展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和巨大的生命力,即便同时也附带有众多的问题和困难。它呼唤着我们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来更好地认识和解释其还在演变中的特点和运作机制。

  

   参考文献: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1998-2020/季/百万美元》,CEIC网站,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indicator/china/foreign-direct-investment。

   董继红、贾森,2020,《中国城镇化政策演变及其主要特征》,2020,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ecc.com.cn/art/2020/9/7/art_2218_62452.html,2021年1月20日访问。

   《独家解读2020年〈财富〉世界五百强上榜国企名单》,2020,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597/n2879599/c15347659/content.html。

   黄奇帆,2009,《重庆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发展情况——在世行财政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载《重庆国土房产》第2期,第6—11页。

   黄宗智,2021a,《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政治经济学》,载《东南学术》第3期,第79—95页。

   黄宗智,2021b,《中国乡村振兴:历史回顾与前瞻原想》,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20,《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载《学术月刊》 第7期, 第93—104页。

   黄宗智,2017,《中国农业发展三大模式:行政、放任与合作的利与弊》,载《开放时代》第1期,第128—153页。

   黄宗智,2016,《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1—35页。

   黄宗智,2014,《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1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第2卷:《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第3卷:《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2009),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1,《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第6—32页。

   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第143—159页。

   宋靖野,2021,《集市的人类学研究:理论、民族志、批评》,载《开放时代》第4期,第212—223页。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

   徐新吾(主编),1992,《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燕菁,2014,《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载《城市发展研究》第1期,第1—13页。

   Akerlof, George A. and Robert Shiller, 2015, Phishing for Phools: 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msden, Alice H.(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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