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松华 熊务丰:中西哲学比较与“中国哲学”的当代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22-01-15 10: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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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松华   熊务丰  

  

  

   除了上述两种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之外,特别值得提及的还有冯友兰先生后来写的两种“中国哲学史”,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著作中展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在民国时期写作而于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并随时代变迁做过两次重要增补的《中国哲学大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冯契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要在一篇文章中评述这些著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这里仅限于指出:就总体而言,这些著述代表着20世纪中国哲学界在努力消化吸收西学(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力图对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作出系统性的现代阐述,其中既包含着对中国古代哲学真相的不断探求,也包含着融会旧学新知以彰显中华民族在世界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使之在思想学术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就个别而言,冯友兰先生不同时期的“哲学史”书写可以说代表了他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所表达的“惟须永远重写”以切近历史真相的努力,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印记,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哲学史观影响较为深入,但即便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也仍然是一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哲学史,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增补也是我们结合时代变迁研究“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变迁弥足珍贵的史料,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则代表着试图集中西马之大成和在哲学上解决“古今中西”问题的重要尝试,而牟宗三先生由于特殊的原因,显然是极力回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甚至可能出于类似的原因,当他在力图指证康德只有“道德神学”而中国哲学才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哲学”的时候,所诉诸的思想资源不是黑格尔而是亚里士多德,但从西方哲学自身的传统来看,柏拉图−康德、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显然具有重要的对应性关联(就此我们拟将另外撰文予以专门的阐述)。

  

  

  

   总之,在西方哲学的系统引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及在“中国哲学史”的百年书写当中,包含着几代中国人会通中西哲学传统的巨大努力。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传统研究的愈益深入,由于“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不断尝试,中西哲学比较的困境也日渐凸显。这一困境的实质是,随着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的研究水平尤其是所谓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离相互会通的目标仿佛不是越来越近,反而是越来越远了。它的外部表现,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专业研究取向的辐射能力一度趋于削弱,另一方面是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书写在世纪之交遭遇了所谓“合法性”问题。我们这里将重点就后一方面进行论述,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引领力问题留待后文再做展开。

  

  

  

   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这一提法的具体出现而言,大概始于20年前。有人认为是源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自我省察,也有人认为是受了德里达和王元化先生对谈的刺激。而从问题的内涵实质来说,则要久远得多。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经典区分,出自金岳霖1930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所写的“审查报告”,学界常称之为“金岳霖问题”。其次,德里达关于“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说法显然渊源有自,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海德格尔,更为人熟知也因此对国人产生较大刺激效应的是黑格尔的相关论述。

  

  

  

   概括而言,一般所谓“金岳霖问题”和“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一由来已久的论断,实际上包含着对“中国”与“哲学”最初发生关联时可能蕴含的语义悖谬的揭示:前者质疑的是“中国哲学”(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现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中国性”,后者质疑的则是中国哲学传统(如果我们姑且还用这个名称的话)的“哲学性”。但是,和近一百年前所不同的是,现实生活和思想理论的语境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随着中西文明交汇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深入开展,进行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古代“哲学”或“思想”研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仍然有不少学者迄今为止还怀抱着类似的梦想),且不说黑格尔哲学所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原则(主观性自由)和支配性力量(知性与自然科学技术)已经内在嵌入到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当中,就是从基本的言说方式和写作方式上来看,无论是基于中西马任何一个哲学或思想传统的学术研究,都已经不得不是“现代的”,不得不直面蔡元培先生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做序言中提到的那个恰当“形式”的问题,或者说,这一问题的基础性意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所谓“中西马”之间可能存在的观点分歧;其次,由于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的当代进展已经展开的自我批判,尤其是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努力,已经为我们铺就了一条跨越“非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即非哲学”这个话语障碍的言说道路。正如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后我们依然在不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阐释工作一样,在海德格尔力图开辟一条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思想”道路之后,我们也依然在研究和发挥海德格尔哲学,因此,中国学者能够深入把握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的根本特性与思想局限,当然意味着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深刻进展,但却由此把“哲学”一词钉死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这唯一的涵义之上的做法,则无异于刻舟求剑和自设牢笼。

  

  

  

  

   二、如何在深化比较中构建当代“中国哲学”

  

  

  

   中西哲学比较的工作要想超越围绕“哲学”一词展开的术语之争而获得实质性推进的话,必须在真正深入把握西方哲学传统之精义的基础上,破除关于“中国非哲学”和“哲学非中国”的双重执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吴晓明教授新近发表的《重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吴晓明教授看来,正是西方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不仅迫使“中国”与“哲学”之间产生了特定的勾连,而且使这种勾连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现代话语”的阐释之中,从而使得即便是坚持“中国−非哲学”的主张也时常身不由己地落入到实际上是由“哲学”(现代西方观念)来制定方向的话语之中。为了破除这种话语的困境,吴晓明教授主张借用韩愈《原道》中关于“定名”和“虚位”的表达,认为我们与其在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先对“哲学”采取一种“单纯形式”的或“虚位”的理解,亦即把“哲学”理解为“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精神的核心”,从而为真正深入把握中西思想传统的“实体性内容与差别”赢得一个“最抽象的起点”。

  

  

  

   在我们看来,吴晓明教授上述观点所具有的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关于“哲学”之“虚位”和“定名”的理解,让我们得以从关于“哲学”的一义性理解中解放出来,哪怕这种一义性的理解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文明传统的思想基础及其在世界历史特定阶段上所具有的支配性权力更深入的把握,从而能够为接续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性脱离,为超越“术语”之争而深入把握中西文明传统在实体性内容上的根本差别腾出思想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虚位”和“定名”的区别,与金岳霖先生当年评述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所说的“形式”和“内容”区分,以及与今天很多人依然自然而然采用的“普遍”和“特殊”的区分十分不同,因为作为“虚位”的哲学,不同于作为“形式”或“普遍”的哲学,并不具有对“内容”或“特殊”的宰制意味,毋宁说,这一区分一方面为不同的“定名”能够在单纯形式的“虚位”下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提供可能,另一方面为人类社会通过历史性实践本身的进展来将今天的“虚位”实现为新的“定名”留出余地。

  

  

  

   基于上文的讨论,我们认为,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的历史进程的确是成果丰硕的,同时又是亟待整理行装重新出发的。与有的学者主张放弃“比较”而专注于对某一哲学或思想传统的深入钻研不同,我们仍然主张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必须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的深化方始可能。因为,一方面,近百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的成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同时自身就是值得深入挖掘的“现代中国哲学”的鲜活文本,而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等由“比较”而来的困境所揭示的,恰恰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点上深入研究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使之各正其位的学术使命;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实践既将“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内化为自己的文化元素,同时又因为“三元素”在思想取向和话语方式上的分离割裂而使民族的精神状态陷入一种极大的“苦恼”,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比较来终结或完成文化心灵上的“古今中西之争”。

  

  

  

   只不过,短期来看,所谓“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一方面可能仍然不得不采取一种“论理”的方式来展开,因而透彻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传统及其当代开展的自我批判,从而建立一种中国学术的“现代”意识与自觉,是必须继续深入展开的前提性工作;另一方面,所谓“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不应当期望以“一家一派”的方式来完成,而很可能是一种学术生态的整体性更新,是文化、思想和精神等主干领域的全方位变革,并由此更新和变革中,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涌现一批现代汉语基础上的当代中国学术经典。这要求我们至少需要从以下角度继续深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首先,在深入了解现代西方哲学传统的特质和局限的基础上尊重“反向格义”的优先性地位。常见而皮相的中西哲学比较,往往可以任意拾取中西哲学传统中的某些片段来展开。但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必定要建立在提纲挈领地把握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之上。而所谓提纲挈领地把握西方哲学传统,当然可以从其历史源头处入手,比如怀特海就曾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关于柏拉图主义的一系列注脚。而在我们看来,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史的集大成,不仅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而且对西方哲学史做了系统而有机的梳理,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与黑格尔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正面意义上的集大成不同,海德格尔在负面或消极的意义上同样整体性地重构(解构)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并且以其毕生的努力,试图开辟一条新的思想道路,瞩望哲学原则上的新开端,是我们提纲挈领地把握西方哲学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抓手。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做的批判性重构及其对新的“思想”开端的可能性的探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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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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