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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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目标更为集中的规定是《宪法》“序言”的第七自然段。从该自然段中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对国家目标的集中表述,包括了“五大文明”所涵盖的所有领域。

   综合以上三方面,我国宪法建构了包括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与基本国策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主义规范体系(详见表1)。在该体系中,社会主义原则是根基与核心,各项社会主义制度则是骨架与支柱,而国家目标规范则是特定时期的具体方针与目标,后两者构成社会主义原则在不同维度的规范展开。上述三层次也反映了现行宪法总纲“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国家目标”的规范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宪法》第1条至第5条大体规定了宪法基本原则;第6条至第18条则规定了国家基本制度;而第19条之后则是关于基本国策的规定。它们有序建构并巩固了我国的基本性质,进而实现了在宪法规范中的国家建构。建基于《宪法》“总纲”的规范结构,社会主义原则应当被确立为我国《宪法》的“第一项基本原则”。相应地,我们也应当从基本原则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与建构。

   表1 “社会主义”规范群体系(不含《宪法》“序言”内容)

  

   二、社会平衡、社会国与社会主义原则

   从人类宪法史和比较法的角度,梳理社会主义原则被纳入宪法的过程及其不同规范表达方式,可以发现:“社会平衡”理念构成了社会主义原则的内核。从现代宪法的发生史来看,早在1918年《苏俄宪法》首次引入社会主义原则时,社会平衡理念便已是其核心内涵。《苏俄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又直接影响了被视为现代宪法开端的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至今,“社会平衡”仍然是《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社会国原则”的核心理念。

   (一)社会平衡理念的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原则是现代宪法的产物,该原则入宪是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过渡的标志之一。在社会主义原则入宪之前,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近代宪法建立了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体制,强调对公民平等、自由与财产安全的一体保障,其主要功能在于防御国家的侵害。在“夜警国家”理念下,近代宪法在政治上主张国家的最小干预,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然而,该理念并未充分虑及不同主体实现自由的能力与条件的差异性,致使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可能演变为只是保障社会中的强者依据法律取得资产的自由,最终的结果难免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均以及阶级的对立。对于工人等普通民众来说,此种宪法保障不过“意味着保障失业的自由、饿死的自由、平均寿命的低下。吃不上饭的人在现实中不可能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随着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出现,致使此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阶级矛盾亦进一步激化,最终引发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这一历史进程在施泰因(L. v. Stein)与马克思(Karl Marx)的社会学说中被清晰地展示出来。为了解决这一人类的历史性难题,他们分别提出了社会国学说与社会主义学说,其共同点在于强调通过一个能在社会经济方面适度干预、保障充分和分配适当的国家,防止社会不公,实现社会平衡,从而确保实质的个人自由和法律平等。

   (二)社会平衡理念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原初内涵

   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与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苏俄宪法》。社会主义革命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并对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的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两部开创性的宪法相继确立了以社会为本位的宪法原则,开启了通过国家干预以实现社会平衡的先河。其中,《苏俄宪法》第一编明确规定了“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权利宣言”,要求“消灭任何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除把社会划分为各阶级的现象”。《魏玛宪法》相对温和,但在很多方面也都体现了追求社会平衡的社会主义理念,尤其是它在第151条第1款明确规定“经济生活的秩序,以确保每个人过着真正人的生活为目的,必须适用正义的原则。每个人经济上的自由在此界限内受到保障”。社会平衡的理念,在《苏俄宪法》和《魏玛宪法》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对社会经济强者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限制。其中,《苏俄宪法》通过彻底废除私有制、大规模推动国有化、建立全国义务劳动制,试图根本性地消除人剥削人的制度,最终达成社会公平的目标。与之相对,《魏玛宪法》则通过第153条第3款“所有权负有义务,财产权的行使要以公共福祉为目的”以及第156条第1款“国家根据法律,准用有关公用征收的规定,可以给予补偿将适合社会化的私有经济企业变成公有”的规定,确立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公有化制度,改变了近代宪法所确立的私权神圣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活动中的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性,加强了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其二,对社会经济弱者的社会权的保障。例如,《苏俄宪法》在第17、18、20条中突出规定受教育权、劳动权与平等权。《魏玛宪法》则在第二篇第二章“共同生活”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社会权清单,如第119条规定对“婚姻、家庭、妇女”的特别保障;第12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第146条规定“国立学校免费”以保障受教育权;第155条规定每个人获得健康住宅与生活空间的权利等等。根据宪法规定,社会权的主体被严格限制为经济地位上的弱者,如工人、农民、中小企业主、妇女、失业者、残疾人等,其目标在于为这些人提供平衡性的措施,使其在社会竞争中不至于无立足的基础,从而增加其自我发展的机会。“《苏俄宪法》和《魏玛宪法》共同建立了社会权体系与哲学,使之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性概念”,成为近代宪法与现代宪法的界碑。

   (三)社会国原则中的社会平衡理念

   二战后,随着殖民地独立浪潮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观念入宪的高潮。甚至在部分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其宪法也开始纳入了相关规定。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仍是德国宪法。由于二战给德国经济和社会造成重创,并遗留下数量庞大的战争受害者,经济崩溃、民生凋敝,扶助社会弱者、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就成为战后初期德国的重要任务。为此,1949年通过的《德国基本法》虽没有继承《魏玛宪法》对于社会权的清单式列举,却将“社会国”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规定。《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社会的联邦国家。”在第28条第1款中再次强调:“各州的宪法制度必须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共和、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原则。”社会国与共和国、民主国、法治国、联邦国一并成为德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德国基本法》写入社会国,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人妥协的结果:一方面按照自由派的主张,在基本权利章中没有像魏玛宪法那样列举人民的社会权,而只规定了传统的自由权;另一方面则按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在国家的基本原则中写入“社会国家原则”。主张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SPD)在是否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上无法达成一致,遂有宪法中社会国的妥协表达方式。如果仅从文字的表达来看,社会国原则在《德国基本法》文本中并不具有显著地位,内容亦不够明确。明显属于落实社会国原则条款的内容,仅有第6条第4款规定的保护与照顾母亲请求权,以及第14条规定的财产的社会义务。但从体系解释而言,该原则享有不得修改的宪法基本原则的突出地位。社会国原则产生的历史则表明,该原则具有弥补基本法中社会基本权利缺失的功能。但是需要注意,社会国的目的以及社会国原则保障的基本权利都必须通过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来加以具体化。故而,学界往往借助《德国社会法典》(Sozialgesetzbuch)所勾勒出的社会国的典型作用来进一步具体化该原则的规范内涵。作为社会国原则法律化的象征和代表,《德国社会法典》所勾勒的社会国原则具体包括了社会形成(Sozialgestaltung)、社会安全(Sozialsicherheit)与社会正义(Sozialgerechtigkeit)三重内涵。其中,“社会形成要求国家更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和经济领域,通过持续性地经济干预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来完成社会塑造的作用”;“社会安全,是指公民面临年老、疾病、残障、失业等困境时,国家必须提供积极帮助,以保障公民享有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条件”;而社会正义则“强调国家必须努力调和因权力分配、贫穷、教育程度、性别等差异所产生的对立与矛盾,并竭力谋求社会平等”。

   上述三项内容的核心都是在追求和实现社会平衡。社会国原则使立法者负有义务去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立法者必须特别保护弱势群体,实现“为所有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的目标,并努力“使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法律保护水平逐渐接近”,以达到“社会平衡”。当前德国学界普遍认为,社会国原则为国家设定了两项基本义务。首先是实现和维护社会正义。这要求国家通过对分配制度的设定,使所有人都能够享有一个基本的、相互接近的生活水准。为维护此种平均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国家还必须创设制度以保证机会均等,例如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上的机会平等。其次是建立社会保障。也就是要求国家通过创制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个人在失业、贫困、疾病、年老的情况下,获得国家的帮助。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是对个人的最低生存条件的确保(Sicherung des Existenzminimums)。社会国理念作为对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的修正,其目标是为社会中的弱者,特别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平衡性的措施。无论是社会国原则还是社会主义原则,其目标都在于保障人的尊严、实现社会平衡。尽管在具体制度上存在差异,但维护社会正义、限制经济上的强者、扶助社会弱者都是其最为坚硬的价值内核。以社会平衡为价值目标的社会国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确立,都会带来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的系统性调整。

   三、“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平衡理念的中国表达

   在现代宪法发展史中,维护社会正义、扶助社会弱者的社会平衡理念不仅构成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原旨,而且构成该原则发展变迁中始终不变的稳定内核。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也以社会平衡理念为其规范内核。立足我国的历史、文化和宪法发展,会发现社会平衡的理念有一个中国表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亦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一种观念,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出现。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同年10月1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谈及共同富裕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然而,上述零星的观念尚未系统化,社会主义的“共富”目标便在各种社会运动中被遗忘。“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观念大行其道。“在这种舆论的引导和影响下,人们以穷为荣(所谓‘穷光荣’),不敢言富,更不敢求富致富。”此种“以穷为荣,惧怕富裕,不敢求富,不准致富”的心态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在此背景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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