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 赵睿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及其时代拓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22-01-03 12: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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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庆治   赵睿夫  
是从资本主义剥削性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的社会性的实践自由,这种自由是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指向更发达的民生事业、更充分的保障机制、更成熟的教育体系、更便捷的行政治理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作为一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由归根结底还是绝大多数国家中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和各方面自由权利的逐渐实现,而这就离不开国际主体间对话时的尊重与包容、国际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制度化保障与规范、对国际主体基于自身条件所做出的发展道路自主选择的认可接受。因而必须明确,自由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价值,其制度保障和实现路径恰恰应是多样化的,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或全球层面上都是如此。

   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拓展形塑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对外关系与国际合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强调从人类共同命运的时势大局和政治高度来看待自身的未来发展目标与进路,在坚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原则的过程中丰富与拓展人类价值认知和共识。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维系与发展离不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或者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基础,只有立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由理念发展成为实践、由实践发展成为现实,从而切实保障促进人类共同的安全、利益与福祉需要。〔36〕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条件下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多元、多维、多向发展所带来或凸显的人类利益共生点的逐渐增加、基本共识的日益拓展、战略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等,正在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紧密关联,而构建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不仅是对作为其价值观念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原则的肯定认可,也将会进一步丰富与拓展这些共同价值的时代意涵,尤其是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节点之际的中国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或提法,最早见于2010年前后我国政府处理与欧美西方国家关系时对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的阐释,强调各国之间已然形成的相互依存、同舟共济局面。比如,2011年9月出版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使用并阐释了“命运共同体”概念,指出国际社会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世界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37〕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战略的政治理解,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如下两次重要讲话:一是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明确表达了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期望或憧憬;二是2015年9月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所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其中,第二个讲话不仅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创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伙伴)关系的统领性意义,还提出了对于这种新型关系架构的更为丰富的“五大支柱”阐释: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可以看出,上述阐述依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哲学价值理念色彩,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细化阐发与表述,而这也就隐含了如何保持理念目标与制度构想、重大举措等不同层面之间的平衡一致问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新型国际关系”〔38〕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表明了我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战略进路来践行、弘扬与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整体思路。当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及其实施,还有一个从共识到同心乃至携手共建的问题,有一个承认世界各国不同客观条件所导致的对于全人类价值具体内涵的差异性理解和对于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不同路径选择问题,否则,就可能会出现围绕这一议题领域的这样那样的张力甚或冲突。可以说,这方面的最典型实例,就是2020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以及国际社会所做出的合作应对状况。一方面,如何切实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权利与生活健康,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人类民主自由共同价值的最核心关切。对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政治决断,并得到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认同与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中国政府的这些正确主张与政策,并未完全被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以及国际组织所接纳。而这其中的许多考量,就不仅背离了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性理解,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国际经济政治利益竞争的私我性考虑。这充分表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及其实施之间具有的互为前提性和相互依赖性。

   其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及其实施奠定了观念上的共识前提、话语上的交流空间和实践上的规范约束。也就是说,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肯定褒扬,不仅以一种更加明晰的表述方式阐发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价值观基础和理念原则,即在维护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前提下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或全球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从而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的目的目标,而且具有重要的愿景构想与战略实施上的实践方法论意义,即决定了“何者为,何者不为”“何者益,何者损”“何者是目标,何者是底线”等一系列重大现实战略问题上的取舍偏好。〔39〕必须看到,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置于上述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原则的基础之上,对于国际社会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其中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我们也必须理性面对世界部分国家基于自身的主客观条件所产生的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所基于或蕴含着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差异化甚至不同理解,不能设想或指望它们会理所当然地立即接受我们所做出的表述或阐释。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比如,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更多关注或担心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之下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否能够始终吻合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平公正原则,是否能够真正超越“普世价值”言辞掩饰下的各种新老帝国主义现实做派与逻辑;而对于极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来说,事实证明,它们长期以来以人类共同利益甚至地球未来捍卫者自居的诸多漂亮言辞其实是有着明确的利益关切与行为边界的,那就是绝不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成为其“制度性竞争对手”,更不用说最终实现超越。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不同应对之策,对于前者要更耐心地做好政策宣传与沟通交流工作,而对于后者则需要更多用事实来说话或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各国对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理解与遵守。

   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及其实施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与拓展提供了现实舞台和广阔空间。必须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外交理念与战略,不仅是一个包含着从理念目标到制度构想再到重大战略举措等三个层面的立体性内容体系,还是一个包含着从政策制定到贯彻实施再到改进完善的持续性过程。〔40〕就它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包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的理念原则的统摄性地位是必须始终坚持的,要自觉地贯穿于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各种制度构想与重大战略部署之中,以及从政策最初制定到不断改进完善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另一方面,正是在后两个层面和整个政策制定落实过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原则得以在国际或全球平台上实现可视化、现实化与制度化,而不再只是道德与政治正确的漂亮言辞或空泛之论。至少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及其实施所涵盖或针对的世界各国范围和受益人群来说,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弘扬与促进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

   这方面就要明确区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是我们无疑需要不断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及其实施的各个环节与具体内容。比如,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都在不断做出完善调整,在更好地体现其共商共建共享宗旨的同时,适时调整经济发展与投资项目的具体方向,以便更好地契合推进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涵,例如通过推进“绿色一带一路”项目和减少、停止煤电投资项目,来体现国际社会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再比如,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全人类共同事业中,我国政府不仅以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努力做到了对国内疫情的最快最有效控制,而且“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肩负大国担当,同其他国家并肩作战、共克时艰”〔41〕,为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与健康事业奉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二是我们也必须坦然面对少数西方国家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及其实施所采取的诋毁、抗拒和围堵性回应与政策。2020年以来的全球新冠疫情国际合作应对表明〔42〕,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国家所真正关注的,既不是包括本国民众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以及所面临着的严重公共卫生危机,也不是通过正确有效的国际合作应对来改革完善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治理架构,而是非常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现实利益竞争,甚至有着显而易见的东西方冷战意识和思维。相对致力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当代中国而言,这当然是一种道德与政治极低的站位。但这一事实也的确表明,无论是人类共同价值的不断实现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切实推进,都需要实质性突破现存的、少数西方国家依然垄断着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与文化霸权。这并非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及其实施本身是对抗性或排斥性的,而是说,我们对于它的斗争性一面和终极性革新意涵必须要有更充分的认识。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睿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党政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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