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美双方需要调整它们的“战略思维”以及相关的政策。换言之，建立在重新界定各自国家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协调以及为中美互动确立规则是必需的。其次，中国和美国应当为“战略竞争”划定“红线”，并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及时有力地减少对彼此的误判。再次，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将带来两国更严重的对抗，因而双方应该修复彼此间的经济关系，并在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进行合作。最后，中美应当努力在亚太地区发展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双方需要意识到，大多数地区国家都不愿在中美对峙中选边站队。

　　

　　 更加重要的是，中美应当就它们对国际秩序的愿景保持沟通，并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治理方面的挑战。中国和美国有责任建立一种包容的、开放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将有助于保障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相关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应是公正、平衡的，应确保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中美两国可以创造一种共享的领导力，使国际制度得到改革，并变得更有效率。美国不应对中国倡导的新的国际机制如亚投行等进行无理的指责。中国则需要确保这类机制不变成仅仅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工具。此外，美国和中国应当在缺乏国际规范和规则的领域展开共同努力，比如网络、外太空等领域。中美应当努力培养一种合作的习惯，并探索应对人工智能武器化等挑战的新方式。两国需要促进在国际维和、反恐、公共健康等领域的新型合作。

　　

　　 无疑，管理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双方需要怀着紧迫感行事，首要的是在拜登政府执政后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一方面，要对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前景抱有现实的期待；另一方面，也不应任由缓解中美紧张关系的机会白白流失。考虑到这一挑战的严重性，以及拜登执政面临的各种调整，中美双方需要围绕有限度的目标进行努力，为管控两国“战略竞争”制定路线图。双方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改变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极端性政策，修复中美关系。中断中美之间的文化和人文交流将从根本上破坏两国的联系，任何文化“脱钩”都只会强化中美当前的矛盾。中美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为两国展开对话创造条件，比如重新开设领事馆、放松签证限制和中止对媒体记者的禁令等。第二，重启双边对话，加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除了继续就经济和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完全中断的中美外交沟通也应当重启。拜登政府希望与中国进行“务实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接触”(practical,results-oriented engagements)。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方也必须做出妥协，而不是仅仅对中国提要求。同时，双方需要提升双边对话的质量和专业性，这对两国的官员来说是一种共同挑战。第三，推进务实的双边合作。这需要结合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发展议程。中方已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举措，并表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应对疫情挑战、落实《巴黎协定》、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防止核扩散等方面，中美应制订具体的合作方案。此外，双方还可考虑在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使用与保护以及反洗钱、反逃税和反恐怖融资等领域开展合作。第四，加强危机管理机制，避免军事对抗，这在台海、南海等地区尤为重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相关交流应得到增强。同时，中美双方需建立多层级的危机沟通渠道，完善危机应对的相关程序，强化一线军事人员的危机管控意识和能力。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之间曾建立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相关机制应当被恢复，以减少中美对彼此的误判，避免两国因“第三方”因素而陷入冲突。

　　

　　 总之，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在中美之间，能够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普惠发展的良性竞争可以存在，但陷入冷战式对抗冲突的恶性“战略竞争”则不应成为彼此的选择。中美关系的“希望之窗”不会凭空打开，需要双方通过良性互动去积极争取。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双方之间的竞争仍是宽领域、多层次的，仍需中美付出持续努力，避免两国关系彻底滑向对抗冲突，并对中美“战略竞争”进行极为审慎的管理。

　　

　　 作者：赵明昊（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原载于《东亚评论》，2021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