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5 次 更新时间:2021-12-01 09: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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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一般劳动人民并不很了解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便了解,在找工作的时候,权力基本全在雇佣方,受雇者不会也不大可能提出疑问,因为可能会因此不被雇。在较普遍的“霸王合同”的情况下,被雇人要到签定合同的最后的时刻才能看到雇佣方使用的格式化合同,有的甚至根本就看不到,完全谈不上讨价还价。

   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数据库具有大量的实际相关案例。我聚焦于新劳动合同法主导下的涉及劳务派遣工的实际案例做了大量研究(详见《中国新型的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第七、八章),上面的概括就是根据研究中的一些系统抽样的案件来得出的结论。

   客观来说,国家所以采用这样的用工法律,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性战略决策,它偏重企业方远多于工人方,为的是要推动快速的经济发展,包括招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来协助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有意要利用中国极其丰富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村的劳动力——即“农民工”——来协助推动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且,确实做到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对国家来说,法律绝对不仅仅是卫护权利的规定,更是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手段。使用劳动合同法既是为了使企业能达到更高的收益、更快的发展,也是为了要通过法律来系统规范化这样的用工方式和战略决策。

   从劳动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从实际案例看到,用旧劳动法规的逻辑和条文来力争是不会起作用的。国家法庭已经不再支持那样的旧法律逻辑和规定。

   国家最近几年来还进一步做出了另一司法规定:即,只要是“政府主导”的改制,法院基本不受理。这是之前在1990年代国企“抓大放小”改革中迫使几千万职工下岗时使用过的方法:法院根本就不受理那一类劳动争议,国家简单规定必须由所涉及的企业单位自己来解决。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法律的规定和实施下,劳动者想要凭借法律手段来争取旧劳动法规定的权利,是基本完全没有胜算的。要能够获得补偿,只能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的逻辑和条文来据理力争。譬如,签订合同的派遣公司违反了合同中的规定或条件,或没有按照合同法规定来改制,没有遵循合同所标明的执行条件等。

   真正改变这一情况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的转向。近几年,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已经展现了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转向社会主义更长远的“共同富裕”目标。譬如,农村的“扶贫”(这里的“贫”只是“赤贫”)工程、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划转”一定比例的企业利润予社会保障基金等。当然,其具体进程的快慢,程度,实施方式等都还有待观察。一定程度上,国家本身也还处于 “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四、全球视野下的非正规经济

   吊诡的是,劳务派遣的法理是中国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的。

   它的起源,正像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所模仿的那样,主要是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人员,其原意是给予企业公司在这样的用工方面更大的灵活性,即所谓的“灵活用工”,以临时合同的方式来雇佣短期的、仅是部分工作时间(包括钟点工、快递人员、按件收费等类型)的工作。

   虽然如此,在实际运作层面上,其适用范围也已经远不止此,越来越多包括全职、长期用工。其目的当然也是要减低企业在用工方面的负担。在全球冠状疫情之前,这一用工模式在英美和西欧的用工比例中已经占到大约20-25%。

   非正规经济可以说是伴随西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贫富不均的现实而形成的。具体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业人员所习惯的是:家里(如工厂工人)仅需有一人就业,便足以养家,并达到“中产”生活(有房子有车)的水平。其后,在1980年代,则要夫妇俩都就业才能做到。再其后,则基本要是上过大学的“白领”夫妇才能做到。

   在这期间,全社会工资最高的1%和10%的人收入所占的比例一直都在攀升,“中产”的人所占比例一直都在缩减,下层收入人士占比一直都在扩大。这些是种族主义和极端的威权主义的肇因之一。其中相当部分人员感觉到的是,他们的工作都被中国的廉价劳动人员抢去了。这是美国人民反华意识最近再次相当规模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劳动人民的英美学者近十年来比较普遍采用了一个新的用词来描述这些非正规工作人员,即结合 “危难”precarious 和“工人/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个字来创建了一个新词“危难工人” precariat,以此来概括这个在英美和西欧发达国家所呈现的新现象。

   吊诡的是,这套法理中国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其规模如今已经远远超过原输出地中所占的比例。当前中国非正规就业在所有就业人员中占比四分之三,可以说是英美灵活用工理论模式和趋向的放大了的现象。这个事实当然和中国的巨大农村人口和人地压力直接相关,当然也和在中国形成的农村“半工半耕”和“农民工”直接相关。

   “农民工”中的“新生代”更像英美的危难工人:他们已经基本和农村隔绝,大多不会返回农村。而且,他们对城镇工作的预期也和“危难工人”比较相似,期望未来能够找到稳定的、可以借以安居城市的工作。

   但他们的处境要比危难工人危难得多。因为他们仍然大多仅具有农村户籍身份。他们的出路要相对更难更窄,基本上必须上大学才有可能进入中产阶层。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农民工父母高度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但是,和美国情况完全不同,目前,在就业地(而非户籍地)上学,还需要缴纳不合理的高昂择校费。教育和房子乃是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问题,亟需改革。

   五、国家战略的转向与我们的前瞻愿想

   2018年以来,国家明显已经从改革初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开始转向“共同致富”的长远社会主义目标。

   首先,2018年,继“精准扶贫”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后者带有依赖农民的建设性和主体性的宗旨,提出要建设村村户户通路、通互联网的具体执行目标。目前乡村道路基本仅通达行政村,即村委所在地,尚未能通达自然村(即村小组)和家家户户。真能做到这一点,无疑会对克服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问题起到重要作用。能够纠正以往主要是单向的、由农村输出物品给城市消费,没有相等程度的城市向农村输出物品。这点可见于清代的城乡贸易,乃至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城乡差别,一定程度上今天仍然存在。

   我们知道,在经济历史中,平等互利贸易——区别于单向的、不平等的、或榨取型的交易,会导致双方的进一步社会分工,加上现代的要素投入,将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村将会输出更多的高附加值农产品,购买更多的城市产品。

   这方面,发展空间还很大。以美国的农业经济为例: 它的高附加值农业产品,主要是菜果, 虽然仅用了全国3.6%的耕地,但其产值相当于农业总产的36.8%,也就是说,不止十倍于其耕地使用面积。中国的“新农业”还离那样的水平很远,同比才高半倍到一倍。再则是有机农业,美国已经占到全球的47%,欧盟则占到37%,中国才6%,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还提到“纵向一体化”的农产品销售设施。迄今,中国还没有能够做到生鲜农产品物流冷冻链的普及,运输中消耗巨大,远高于发达国家。[2]

   这方面,日本的实例尤其突出,它设立了基于农村社区的综合性合作社(农协),上面加上国家投资建设的服务型批发市场——有冷冻设施,服务费用较低,产品鉴别精准,高效,是农协产品之能够成为具有全国声誉的品牌的主要原因。这些中国还都没有能够做到(详细可见笔者三卷本中关于农业的第一卷中的详细论证)。

   “新农业”生产和服务进一步发展,无疑会给中国农民带来更高的收入,加上灵便的道路和互联网连接,将会大规模促进中国的城乡贸易,扩大中国自身的国内市场,减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进一步缩小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推动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

   目前,国家虽然已经相当规模地放宽了农民迁入三、四级城市的门槛,但尚未彻底取消城乡间的户籍差别和制度。无论在生活水平还是教育水平上,差距仍然比较悬殊。何况,大部分农民仍然被限定于户籍所在地的学校,不然便要缴纳昂贵的择校费,严重限制了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再则是乡村和城市间的福利保障差距,即便是交通事故人命的赔偿费也有巨大的差别。以上一切都尚待改良。国家今后在这些方面的改革的快慢和具体措施都尚待观察。虽然,在大方向上看来已经基本确定。

   此外,我们之前在重庆市的“实验”中看到过,由政府出资提供先租后买的廉价公租房的措施,为达到条件(工作稳定三到五年的农民工)提供廉价有尊严地进入城市生活的道路。此项工程的资本不是国家特殊的投资,主要来自政府为民生而进入房地产的二级市场。它不是在建设用地加上了基础设施的初级阶段的十倍增值后便转让给开发商,而是由政府本身来为200到300万的农民工建造廉价公租房子,并让其能够先租后买。它的资金主要来自这个二级市场的增值。由政府进入来获取又数倍的增值。[3]

   2010年,国家相关的三部委(财政部、发改委、和城乡住房建设部)联名认可重庆实验的这个方面,倡议在全国推广。但后来并没有大规模付之实施。这是国家今天应该重新思考的措施。

   今后几年中,中国如果能够重新依据这样的做法为农民工提供有尊严地融入长期居留城市生活的门路,无疑将会大规模缩小目前的城乡差别,大规模扩大农村人民在“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真正做到过去曾经被人们虚构为“橄榄型”的社会模式。那样,不仅会大规模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可以真正做到“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理念。

   这里应该连带提到,最近二十年来的关于中国城乡差别和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较多依赖意识形态化的西方理论的虚构。一个影响极大的“模式”是:中国世纪之交以来便已大规模迈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状态,中间大而两头小。这一论述依据的不是符合实际的情况(例如,2008以来开启的历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所精准证实的实际),而主要得自意识形态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即,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论说,认为传统经济(尤其是亚洲的)虽然具有无限的劳动力,但一旦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型,便会达到劳动力资源的最佳配置,进入(后来被人们称作)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橄榄型状态。

   这一论述是在城乡差别仍然巨大,中国非正规经济大规模扩增,农民工基本全都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现实中提出的。它把不适用于中国的西方理论的勉强移植到中国,实际上掩盖了中国过去改革时期中的差别严峻、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实际。

   我们需要的不是那样勉强的理论移植和中西等同论和意识形态,而是真正基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概括和符合实际的有效战略和政策。我们要直面中国的巨大人口压力的实际,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巨大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间的差别的实际。我们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虚构,硬套西方的理论,而是符合实际,能够见效的脚踏实地的实施方案和执行。中国需要的是为中国将近三亿的农民工谋求能够真正融入中国城市社会、进入中产阶级的可行道路。

   我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著作的总体论析,就是争取在最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的基础上,提出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致富崇高理念,以及农村人民已经展示的主体性经验,来推进国家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设想。

  

   注释:

   [1] 在这套书的三卷本中专论农业的第一卷(《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有更详细的论证。亦见黄宗智《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中国克服三农问题的发展道路》,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3期,第32-46页。www.lishiyushehui.cn

   [2] 详细论证见《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亦见黄宗智,《怎样推进中国农产品纵向一体化物流的发展?--美国、中国和"东亚模式"的比较》,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第151-165页。www.lishiyushehui.cn

   [3] 详细论证见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第6-32页;亦见《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政治经济学》,载《东南学术》2021年第3期,第79-95页。www.lishiyushehui.cn

   本文是依据作者新近出版的三卷本中的第三卷《中国新型的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第一卷《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的相关部分而写的简介,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12月号,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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