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产率的背后是印度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印度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不彻底，很多地区依然实行封建式土地生产关系，土地分配高度不均。2015～2016年，印度68.5%的农户耕种面积小于1公顷，但这部分人口仅仅拥有24%的土地。这一分配比例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相差无几。相反，占有1～10公顷土地的中小地主人数占农民总人口比例为31%，却掌握着印度66.9%的土地。无地或少地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却不享有对剩余农产品的支配权，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糊口，直接造成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莫迪政府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改革方案，而只在农产品价格和流转机制上发力，寄希望于农业资本化、市场化来增加农民收入，表面文章难以奏效。莫迪政府将工业化的期望寄托于城市工业，忽略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其工业化蓝图难以顺利推进。相较于二战后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平均分配土地的改革，印度的土地改革十分不彻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土地生产关系。土地生产关系落后，地主阶层（包括资本主义农场主）依然掌握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位居农村甚至整个社会的政治和行政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从政治和经济双重层面阻碍工业化进程。放眼全球，凡是没有解决农村生产关系、未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之路都走得不顺畅，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历程都说明这一点。威廉·阿瑟·刘易斯后期就曾有言：“印度强调工业发展而遭到失败的事实使我确信，农业的发展是第三世界经济幅利的中心。”

　　 结论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印度经济改革行至中途，许可证等制度层面的显性障碍已被清除，经济结构中工业短板凸显，服务业驱动力减弱，有增长无就业等一系列问题浮现，改革面临更深层次的“向何处去”的问题。莫迪政府此时提出新的发展方略，大力扶持制造业等工业部门，试图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实现大国宏图。

　　 与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相比，莫迪经济改革重在扶持本土制造业，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莫迪政府改变前任对外开放的经济主张，多采用保护主义措施，在国内经济治理上则呈现明显的亲商、亲资本色彩。工业化思路符合印度经济发展壮大的需求，莫迪经济改革在其任期初期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改革未突破印度经济靠内需“单腿走路”的困境，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亦有偏颇，难以实现工业化目标，亲商、亲资本的经济政策不仅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累积，也助长了印度经济的寡头趋势，不利于长期发展。从根本上而言，莫迪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脱离印度国情，无法最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经济政策方向的逆转也影响到印度的外交决策。从前，印度主张对外开放、互通有无、互利共赢，必然需要相对和谐的外部环境；而今，印度更加保守内向，强调绝对收益，表现在对外关系中则少了些顾忌，强调以多重手段谋取实际得利。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印关系中，印度如今对中印经贸关系的负面定位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印度的对华政策，助长了后者短视和激进的倾向。这一影响是长期性、根本性的，在可预见的将来，除非印度转变思路，视中国经济为自身发展机遇，否则其对华防范、猜忌甚至敌视的态度将很难更改。

　　 （宁胜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文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0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