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敏:世纪孤魂:两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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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敏  

  这样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却有份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参见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代序二,第21页。也可参见《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载贺照田编:《殷海光选集: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96页。两文文字略有出入,可能是林毓生记忆有误。有学者对此评价言:“殷海光一生思想多有变化,整体上看,他是身处爱国的‘五四’所缔造的宏观环境之中,逐步体悟到新文化‘五四’的重要意义,并最终跳出行动主义氛围,献身继承新文化运动层面之五四精神的思想英雄。”参见何卓恩:《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3-34页。

  18《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94页。

  19同上。

  20[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21比如,1967年12月1日,殷海光给林毓生的信中说:“书,则是人类最高级的心灵满足的发明。感谢上苍,我们居然是读书人,并且真爱读书,并且说到最后又是为读书而读书,真是有幸。”一个缺乏爱智的心灵不可能对书产生如此的感情。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17页。

  22他曾对林毓生说,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现在(五十年代)的水准,只能表达一些零碎的意见,系统性的、深入的理解,尚待将来。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困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作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参见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代序二,第7页。殷先生曾有过作深入研究的计划,包括已开始准备的哈佛之行,但病魔却不断去打扰他,所以病中的他才会如此悲愤。参见前述注释14。殷海光曾对韦政通言:“我要重写《中国文化的展望》。假如能再活二十年,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工作完了以后,要在知识论方面写本书,过此以往,再不敢妄想了。” 参见韦政通:《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1965-1969)》,载贺照田编选:《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4页。

  23杜维明:《三年的畜艾》,载贺照田编选:《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5页。林毓生在1965年4月25日写给殷先生的信中说,前几个月由于骤然离开爱人和父母,“精神总很melancholy,写诗,可能是很好的时候,但弄思想史,则很不合适。现在又已较能适应此地的生活了,所以效率也渐增高。”概因当一个人处于情绪中时,是很难静心从学的,而殷先生一直处于激情而非冷静的状态中。

  24杜维明:《三年的畜艾》,载贺照田编选:《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5页。殷海光同样也不具备伏尔泰、托尔斯泰那样耀眼的精神领袖地位,他并不被大众所知晓和理解。“伏尔泰、托尔斯泰他们确实对着世界的黑暗愤怒地咆哮过,可是无论在财产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甚至在为民众了解和拥戴上,他们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是业已被自己的社会接受的‘精神国王’。他们不是仅仅凭着正义感和道德勇气,同时也是凭着财富、地位和声誉,与黑暗的‘权力国王’相对峙。”参见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甚至,殷海光还时时在生活上处于紧张的状态。他在给林毓生中的信中说,虽然很喜欢与之通信,但却不敢多写,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如何可以多写?”病中的殷海光在回顾生活历程而觉得对妻子不起的时候说:“给她的生活,是孤立、危险和贫困。我们有时连买菜的钱都发生困难。”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2、107页。对于一个爱购书、爱养花,并将读书做学问视作少数知识贵族的事来说的殷海光,生活困顿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这也难免会影响其看问题和看世界的情绪。

  25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序言,第3页。

  26殷海光早在1953年就在《自由中国》上陆续发表《到奴役之路》的译文;林毓生拿到生平第一笔稿费所购之外文书就是英文原版的《到奴役之路》。参见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代序二,第14页。

  27冯克利:《反知识分子的知识人——哈耶克的知识分子批判评析》,载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28[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9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30殷海光对林毓生的影响前文已有所述。至于金岳霖对殷海光的影响,殷海光说:“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页。要知道,殷海光之所以推崇罗素及英国经验论就和受金岳霖的影响有关。而金岳霖不仅仅是位逻辑教授,他还是位甚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其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时所写的博士论文即是对自由主义者格林之政治学说的研究(格林往往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与哈耶克之新古典自由主义不同)。据韦政通先生言,殷海光与徐复观之一度断绝来往就因为牟宗三先为文批判金岳霖,于是引出殷海光之批判牟宗三。于是,站在牟宗三立场的徐复观与殷海光开始疏远。

  31张斌峰编:《殷海光文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32贺照田编:《殷海光选集?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53-654页。

  33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代序二,第16页,注释①。

  34大陆出版的一个林毓生的集子即是以《热烈与冷静》为题,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有林毓生所写的长篇序言《试图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略述我的治学缘起》。

  35《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32页。哈耶克访问台湾时,曾和殷海光会谈一次。殷海光给林毓生的信中在谈及哈耶克时同样予他以至高的评价:“我和他讨论时,除了学识上的滔滔不绝以外,所表现的爱智的真诚,在中国文化分子里我只见于本师金[岳霖]先生等少数学人。这实在令人感动。”“海耶克这种type[类型]的人对我有‘感召力’啊!”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83页。

  36《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所收录的文章多次引用博兰尼有关“支援意识”的论断,仅此一点足显博兰尼对林氏之影响。详细参见该书第16、29、37、50、250、301等页。

  37[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3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0页。

  39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3页。

  40《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6-157页。

  41《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32页。

  42《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32页。殷海光1969年4月30日致林毓生的心中写道:“海耶克先生的‘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自由的宪章],及波柏尔先生的‘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都是我的案头书。我每一翻阅,即有身入宝山之感。际此乱世,真理在明灭之间,每读这类的伟著,辄兴悲怆中的希望。”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66页。

  43[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0-71页。

  44转引自何卓恩:《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1页。

  45《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60页。

  46贺照田编:《殷海光选集?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9页。

  47《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156页。

  48林毓生语,参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80页。

  49.2004年5月,70岁高龄的林毓生从威斯康星大学荣休,“退休以后,可以自己做研究、专心写作了,心情特别好”。下半年他到大陆多所大学访问、讲学,得到青年学子们的热烈回应。参见《林毓生答问录:自由主义、知识贵族、公民德行》,网络资料:http://www.folkcn.org/news/Class/xssy/dhft/16194744.htm

  ,上网日期2006年5月30日。他和殷海光的另一位杰出的学生张灏(出生于1937年,哈佛大学博士)同荣膺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50杜维明:《三年的畜艾》,载贺照田编选:《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1页。

  51但殷海光却绝不赞同钻到故纸堆里做考据工作。他在1967年3月8日致张灏的信中言:“中央研究院办了几十年,只出产了一些考据家,连半个陶英贝也没有。于是,一点灵魂也没有。我并不轻视考据。这些工作总要勤恳之士去作。但是,一个社会没有了灵魂,如何得了?过分走‘专家’之路,就是走向无灵魂之路啊!”参见贺照田编:《殷海光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0页。林毓生在这方面多少受到其师的影响。他提倡“不以考据为中心目的之人文研究”,但同时也明确指出提倡此观点并不否认考据的用处,也必须随时随地自我批评、自我省察,以免流于形式主义;此外,人文研究虽然重视创造,但是创造却离不开传统。参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276-277页。

  52.1967年12月1日致林毓生的信。《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16页。

  53许冠三教授在其著作中列专章来阐述殷海光之“科际整合”观点,由此可见对其的高度评价。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十七章,第494-510页;亦可参见《殷海光学记》,第483-498页。

  54《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16页。

  55他在1961年5月1日致林毓生的信中写道:“你准备拿五年时光作基础,再研究拟议中的专题。这种不急功近利的态度,这种劲头,足见学人气象。”此外,在1969年4月30日致林毓生的信中写道:“学问之道,快煮不成的。古往今来,凡在学问思想上真有分量的东西,无一不是长期浸沉出来的。”参见《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1、165页。林毓生后来提出“比慢”精神,指出:“你写书用了五年,我要与你‘比慢’,我要用八年的时间去写一本书,这样才有达到质的突破的可能”;你真实地感受到只有在不栖栖遑遑的心情下才能为中国文化做一点事”;“近年来,我之所以一有机会就提倡‘比慢精神’,原因之一是我深感我们文化的危机是无法用才子式的办法来解决的。”参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21-22页。“比慢”是一种学术态度,未尝又不是对殷海光先生一种隐晦的批评呢?因为,殷海光先生之政论文字似乎就是一种才子式的。殷海光在写作上虽然高产,却并无深入的学理性文字。当然,殷海光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晓的。

  56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73页。

  57殷海光在致张灏的信中说:“‘五四’是过去了,那一时代的人,除了极少数像赵元任等真有学术成就的以外,大多数只做过一小点学术工作,或者开开风气。” 参见贺照田编:《殷海光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6页。

  58朱学勤教授在《热烈与冷静》一书“编后记”中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80年代初,北京一位学界名流初次访美归来,对另一位老先生曾感慨不平:“X公,林[毓生]、余 [英时]、杜 [维明]在海外学界的地位,原来应该是你我的位置呀!”撇去此番感慨中的个人意味,此言确实触及当代大陆学术史上的一段空白,令人扼腕。参见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编后记,第317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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