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0 次 更新时间:2021-11-27 21: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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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那些实际形成中国“舆论”的读书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理战胜”的虚幻,对山东的处置则是“实际”而短期内无法挽回的;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有着特别吸引力的新俄简直不容你不接近。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106) 这既是一个直接的象征,也有明显的政治后果(如“反帝”越来越成为中国权势竞争中“政治正当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其带来的深层心态变化远更广泛持久。

   在巴黎和会之前,与法国大革命并论的多是协约国战胜,前引蔡元培、徐世昌的演说可为例证;“五四”以后,与法国大革命并论的基本是苏俄的革命,且多认为后者更代表世界新潮。(107) 更重要的是,1919年初报纸可见两大主题,一欧洲和会,一南北议和;两皆尝试以会议谈判方式解决困局,最后两皆失败。故不仅在思想上“公理战胜”已成幻影,在行为方式上“开会讲道理”一途也证明行不通,终以力量和行动的取向胜出。会谈不能解决问题的认知在新的层面上强化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108) 对时人的影响相当长远。

   在大同和互助同为时人所憧憬之时,激进与和缓两途本是个竞争的局面,若和缓一途可以有效,固乐为人所从。《晨报》一位署名评论人论大战后欧洲复辟、过激与温和三种思想之竞争说:与新潮对立的复辟派且不论,从效果言,则“推翻旧来之思想习惯,打破目前之一切现状,使国民共向于觉醒之途,非过激派不为功”;但“其主张过倾于理想,于多数心理、社会习惯、国家利害多不适合”。若温和派,则“其主义必为进步的,其手段又必为秩序的,非如复辟派之不适于新潮,又非若过激派之过远于事实,为最易于吸取同情以收拾时局”,并“依据新主义以建设新国家”。(109)

   刘勉己也特别推崇德国那种由国家来“奖励劳工,集中资本,以救民生之困穷,而资商战之准备”的“稳健的社会主义”,盖其“与列宁倡道之国际社会主义不同,而与英美式之社会主义亦又有别”;既不致复演“法兰西百年间革命之惨剧”,也可避免因自由竞争而“致资本阶级之跋扈”。(110)《晨报》引述上海某西报论评说,“以中国今日之现象而论,国人于军阀派外,似有任得一替代之者而不遑分辨之势”。然而,本来苏俄“过激派之鼓吹运动,最易普及于被压迫之人民”,更因“北京军人派之压制”,则苏俄过激思想很可能迅速在中国蔓延。(111)

   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颇具象征意义。他说,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而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公理、永久和平及威尔逊的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让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是靠不住的,“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112)

   很明显,对内对外的同时失望是走向“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的重要原因。稍后毛泽东也提出,国外“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中国“什么‘北洋派’‘西南派’”等是“国内强权者的联合”;这类“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使“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不能不以“民众的大联合”来改革和反抗。(113) 两人此时或尚无明确的暴力革命意识,但也为时不远了。

   鲁迅曾回忆起民元时的光明,那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形象地描述了“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的‘怒发’,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114) 可知民国代清不过两三年,就曾引起士人的失望。对于帝制甚或“复辟”的尝试,或许提示出一种向传统寻求思想资源的倾向,而“复辟”的失败恐怕也连带着影响了传统在此后的命运和作用。前面说过,对文治的憧憬可能依稀带回一些“民国”代清时那种积极向上的记忆,唤起一些曾经的期待,而随后的内外大失望很可能意味着对民国整体失望的进一步强化。

   恽代英在1919年国庆日承认,人们脑海中对民国“装满了不良的映象”,遂有人以为时局糟糕是革命引起的,其实这是妄想太过后的失望,盖许多人过去“以为只要光复,只要民主,便可以糖馒头从天而降”。(115) 傅斯年在“五四”周年时也说,以前听到威尔逊的十四条里有民族自决一项,“以为真是世界光明的日子到了,谁知后来一大失望”。他撰写该文时“说不出心理有多少头绪,越想越难过”。(116) 他的同学吴康发现,人人都“时时觉得他四围的环境”呈出“一种不满人意的现状,这种不满意的心理就是要求改造的原动力”。(117)

   徐志摩稍后慨叹道,“这年头,这世界也够叫人挫气”!好容易从“冷落极了的梦底里捞起了一半轮的希望”,就像从山谷里采得了百合花,周围却“没有安希望的瓶子,也没有养希望的净水;眼看这鲜花在你自己的手上变了颜色,一瓣瓣的往下萎,黄了,焦了,枯了,掉了,结果只是伤惨”!(118) 他所使用的“世界”与梁济相类,基本不是地理意义的,大致或是社会或世间的同义词,但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

   五四前夕这一期间可能是“海通”以来中国人最把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而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他们,“世界”的确是一个外在的区域:在中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关联密切的部分,公理战胜大体还有明显的体现;而中国仍是国际政治中一个特殊的“例外”,亦即入江昭(Akira Iriye)所说的“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119) 如果多少存在着正义和公理的那个“世界”不包括中国,中国就不能不寻求接近甚或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且可能是一个否定当前“世界”的新世界。

   对世界的新认识与心绪转变直接相关,从希望中的轻快逆转为失望后的沉重,即属陈寅恪所说可“旁采”以为参证的“人情”。前所未有的意外惊喜使很多人产生了名副其实的奢望,尤其一些知识精英的举措一反常态,推动和促进了他人无根的乐观,于是有接下来的极度失望以及因此而起的激烈行为。后来心绪较平静的胡适说,“今日最悲观的人,实在都是当初太乐观了的人。他们当初就根本没有了解他们所期望的东西的性质”,却“以为可以在短时期中就做到那种梦想的境界”。一旦“奇迹”并不降临,“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他们的极度乐观变成极度悲观了”。(120)

   自清末以来,这样一种从希望到失望的急剧转折持续而重复,曾经考验了许多中国士人的承受力。蒋廷黻在九一八之后说:“在戊戌、民元、民十六诸年,我们都曾过了短期的改革蜜月,好像新天新地已在目前。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海上蜃楼……我们革命疲了,战争疲了,失望疲了。”(121) 连“失望”都疲了!这是何等沉重而无奈的慨叹。蒋氏那时意在政治,常代政府立言,故所谈不及五四运动。其实“五四”前一年虽没有类似戊戌、辛亥和北伐这样的政治变革,士人“奢望”的程度却决不弱于那几次,复因历时甚短而失望来的突然,其后的幻灭感或更强烈。

   陈寅恪曾说:“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122) 其实不仅学术影响世局转移,人情心态亦然,且其造成的变化未必出自参与者的主动。杜威在1928年游俄时,就特别重视俄国革命的心灵和道德层面,强调革命所解放出的活力、勇气和自信,或并非参与者努力所致,也远超出他们起初所能想见和希望的。(123) 他的学生冯友兰后来说,“历史上一个大运动之发生,主持的人,对于他所主持者是怎么一件事,往往有不自觉的”;主事者或为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如此,事后回想,才发现“我们原来作了这么一件事情”。(124)

   五四前一年士人的心态变化及五四本身所促动的世局转移,或当从此观察。不过,特定时空的失望和不满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想像”的,还很值得考究。有时要经过比较才有更真切的认识;(125) 很多读书人可能要到北伐后领略了国民党“党治”下的“训政”,才慢慢知道北洋时期的统治还是相对宽容的。国人此后的希望和失望仍在继续,然似乎少见士人回忆1918那曾经充满希望的年代,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后来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推动、支持而造成的,也许这就是致使他们“不想”回忆的下意识?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2006年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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