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0 次 更新时间:2021-11-27 21: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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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79) 但这只是小不满,且还是先有希望之后的失望。

   真正损毁了“文治”形象的,仍与“新思潮”相关。在以蔡元培和林纾辩论为表征的新旧之争中,因教育总长傅增湘对北大师生鼓吹“离经叛道”过问不力,乃有参议员张元奇以对教育部提起弹劾案相威胁,一时盛传要封闭《新潮》杂志、驱逐北大的趋新教员等。(80) 陈独秀先是引《中华新报》之语说:“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呜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继而他自己更指责说:“在段内阁武治时代,大学倒安然无事。现在却因为新旧冲突,居然要驱逐人员了。哈哈!文治主义原来如此!”(81)

   行文治主义而待士尚不如武治时代,“文治”的正当性就此大打折扣。章太炎先就表示对局势不乐观,他致某人函说:自己其实也希望“国事清夷,南北衡势”,但当时“论大法则不可言和,论人材则不可言战”。南北双方皆“一之丘貉”,若“中土果有人材能戡除祸乱者,最近当待十年以后,非今日所敢望也”。(82) 可见太炎已看出徐世昌之才尚不足以“戡除祸乱”。还有更悲观者在,即前清中小京官梁济在大家最快乐的前夕以自杀警示国人。按梁济在清末曾得到徐世昌的赏识,而他在徐就任一个月后自杀,似表出他对新总统的文治不抱很大希望,至少此事未改变他对世道人心的失望。(83)

   然而梁济的弃世并未达到他的警世目的,甚至没能影响到多数人的愉快心情。思想之禁抑不必皆来自高压,一片乐观之声无形中也删略了不那么如意的消息。2月间《晨报》一位署名作者讨论“威尔逊主义之胜利”,该文连载三日,而无一语涉及中国事,已是不妙的兆头。(84) 3月中张东荪说他已“好几天不评论时局了,实在是因为‘无可说’:说他太高,他不能如我的期望;说他太低,又似乎绝之过甚”;故不如不说。(85) 与此同时,报纸也开始追索和声讨“卖国贼”(详另文)。这些都反映出部分人的感觉已逐渐向不妙过渡,但似未曾引起足够的注意,多数人还是充满了希望。

   四、局势和情绪的逆转

   可以说,即使在身历者的认知中,“五四”前一年所意味的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尽管章太炎早就不乐观,而梁济更看出了社会潜存的大问题,那一年的“民国”在不少方面看起来仍给人以企盼和憧憬的余地。正因前景似乎不错,更多人还是宁愿看到希望并寄予了希望,于是便有次年的大失望。

   在当时的中学生郭廷以记忆中,“民国七年年底,思想界仿佛在动了”。在《新青年》发行三年的基础上,“曾琦等筹办《救国日报》,言论激烈,影响青年颇大”;同年稍后《每周评论》出刊,其言论较《新青年》更激烈,“煽动性大极了”。(86) 而当年还有一个正逐渐浮出水面的新动向,即学生辈的兴起。1918年初,傅斯年和罗家伦以北大“文科学生”的身份在《新青年》4卷1号分别发表《文学革新申义》和《青年学生》,显示出学生一辈不论思想和学养或皆不在老师辈之下,而行文之流畅似尚过之。

   同年秋,与欢庆“战胜”和憧憬“文治”约略同时,傅斯年等开始筹办学生自己的刊物《新潮》,于1919年出版。(87) 这份刊物再次表明弟子不必不如师,江南一位青年学生施存统便认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这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在他眼里,“民国八年有一件极好的现象,就是出了许多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是实行一切革命的基础”。其中当然包括《新潮》,“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他把这一年看作“上学的时代”,各处同学“一天进步一天,这真是中华民国的大希望”。(88)

   与青少年的充满希望相比较,成年人的乐观要审慎一些,《晨报》一开始就对“举国上下,方且嬉嬉昏昏于贺战胜、讲和平之空气中,以为从此无事,可以偃然各安其私”的现象提出警告:在外交上,中国此前“借以苟息于国际”的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个局面“是否可以恢复不变”?在思想方面,欧洲“军国主义覆而社会主义大张”的趋势所向披靡,“吾国民之思想能力,是否能与之因应而受其益”?两者皆无把握。不过,尽管过去常有失望的经历,“希望之心,人情所不能自已”,且1918年末可望者“犹有几希之尚存”,故仍希望中国能从此“一洗从来旧染”。(89)

   审慎者的希望已是这样的根本性大转变,很能体现时人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结果,如郭廷以所回忆:“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对满怀希望的国人不啻泼了一盆冷水。”曾经高兴的“学生们十分愤慨”,大家争看言论最激进的报纸,“每当一件不幸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同学就在操场三三五五、议论纷纷,大谈国家大事”,终随北京学潮而“动起来了”。操场既成“交换情报和意见的场所”,聚在那里的学生之心思自渐疏离于课业。信如郭氏所言,“‘五四运动’实在不是偶然的”。(90)

   以前梁启超曾自感情绪过热而思“饮冰”以降之,这次的“一盆冷水”则是外来的,且因乐观太甚而显得突然。前引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是非常传神的描述。胡适后来也说,当年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些“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带动“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一旦坏消息传来,“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结果是“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91)

   梁启超次年反思道:“我们中国人一年以前期望国际联盟未免太奢了,到了如今,对于他的失望又未免太甚了。”当初“威尔逊一班人调子唱得太高,我们听着了,以为理想的正义人道霎时可以涌现,以为国际联盟这个东西就有锄强扶弱的万能力,不独将来的和平靠他保障,便是从前的冤抑也靠他伸理。其实天下那里有恁么速成的事”。(92)

   希望霎时解决将来和从前的所有问题,正是那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态。而“毕其功于一役”还不仅体现在时间的“速成”之上,时人根本是希望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从此进入大同境界。(93) 这揭示出五四前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特点,即内外缠结:先是朝野群趋巴黎,思想、政治的重心外倾,旋由外转回内,舆论开始追索“卖国贼”便是一个明显的转折。

   由于乐观和兴奋更多是外来的,国内的希望也因外在因素而消逝。4月下旬南北众多军人通电反对军人干政,本显露出“文治”的一线光明,巴黎传来的消息旋即促起五四学潮,南北和议随后正式破裂。本来“外事”和“南方”两因素都是文人总统应付北洋实力派军人的有利武器,两皆不成功,其政治独立性乃大为缩减。或可以说,巴黎的噩耗连带着打破了对文治的希望,社会或舆论其实没给文治者多少表现的机会。

   徐世昌先曾指出,中国不安宁的原因是“道德隳丧”,使“夺权竞利,视为固然;举国皇皇,嗜言政争”。若“乱象蕴酿,积久愈增”而形成大乱,致“民弃其业,乃益疾首于政治之不良,寝假遂有自主自为之念”。(94) 尽管乱局尚未到严重影响民生的程度,更为敏感的读书人对内外两和议的不如人愿已有强烈的反应:整体上表现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失望,学生运动使前此一度大受关注的“个人”开始淡出,转朝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同时,一些人进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一些人则转而面向“社会”的改造,(95) 这些倾向之间不是没有紧张,更多或是在冲突中互动,开启了后来许多变化。

   梁启超稍后总结说,时人因民国以来“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96) 徐世昌当时就主张,对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转移风气,使国中聪明才智之士,从事于社会经济实业教育,以挽此政争狂热之潮流”。(97) 这一分析与梁济的思虑相通,即政治的乱源在思想社会,也当从思想社会着手解决。

   傅斯年那时也指出,民国“政治上已成‘水穷山尽’的地步”,正因“思想不变,政体变了,以旧思想运用新政体,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现在应有“根本的觉悟”,即政治“形式的革新”是不中用的,必须先有“精神上的革新”。他断言,“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只能让位于思想革命。只有“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才能刺激、感动民众,故“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那时他心中的楷模正是“以文人做肥料去培养的”俄国革命。(98)

   这一反思是在五四前夕,随后的学生运动可能改变一些人的思想,而倾向于思想以外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把民国“政治昏乱,四方割据”的现象,归咎于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这些过去“革新的主动人物”一直在用历史上的“遗传思想”来造民国。这里的潜台词是明确的:时代变了,那一代人已经落伍。学生辈的兴起伴随着充分的自信,当时相当活跃的王光祈宣布:“世界的新潮流已经崩山倒海的来了,要想适应这新潮流,自然是全靠我们青年。”(99)

   从这一视角看,蔡元培在兴奋之余一反常态地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去和国家、世界休戚与共,对学生的外向性活跃应有不小的推动。欢庆战胜这样一种大型的学生活动,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五四运动进行了预备。胡适已指出:“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故虽谓五四运动,直接发源于此次五六万人的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亦无不可。”(100) 此言不无所见,至少在组织公众演讲和游行等方式上,此次活动可为后来的学生运动所借鉴。

   示威游行对北大学生当然不陌生,1918年5月,北大等学校学生两千多人因抗议中日秘密军事协定而有示威游行,许德珩认为其在组织不同学校学生形成联合阵线方面积累了经验,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101) 周策纵在其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中专列一节来讨论这次两千人的游行,而仅用一段文字简略提及了11月那次他说有六万人参加的游行,可见他更赞同许德珩之说。(102)

   三次活动互有异同,两次5月游行的共性是抗议,然规模则相去较远(五四当天虽也不过数千人,然运动是在持续中扩展的);1919年的学生运动与前一年11月的学生游行规模和方式相近,且均与世界大战的结束相关,情绪却截然相反:前次对“公理战胜”充满了希望,后来则出于对巴黎和会的极度失望,反映出时人对“公理战胜”的虚幻意味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大失望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西方的分裂”,最明显的是以前的尊西先锋梁启超突然质疑西方文明;这虽未立刻引起根本的转变,但此后所有说西方好的人不能不有所界定,有所选择,不能不略示保留。(103) 起初中国人对西方的分化不甚了然,但张奚若看出了差别,他提醒胡适说,中国“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联军胜利,令人赧颜”。尤其《新青年》等“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104)

   的确,威尔逊和列宁各自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威尔逊的“背叛”基本结束了美国在华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时在中国的杜威有深切体味,他在6月初说,“余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我多讲演了”。(105) 这话恐怕语带双关,既表述了对学生的支持,也认识到学生那越来越强的“自主”意识,并预示了他自己和稍后来华的罗素要挽回英美影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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