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五四运动为何会突然爆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1 次 更新时间:2021-11-24 1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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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其中就包括“自治”“合群”与“政治能力”,也就是“有组织的集团协作之努力的能力”。戴季陶更把“组织能力”看得极高,视为“一切物、一切生物、一切人类、一切社会、一切国家的生成原起的大力量。如果没有这组织能力,便不能成一个东西”,不仅是“不能够救国”,也“不能够做人”。

   一向乐观的梁启超“五四”前后到了欧洲,经过比较,更觉得“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所以欧美人能做“大规模的事业”,而中国人只能单打独斗。“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场糊涂了结。”本来“组织团体,是人类独具的良能”,中国人“若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濬发出来,这身子从何托命”,都不可知。

   类似的看法或可代表近代不少人。以胡适为例,他少时在澄衷学堂里就曾主动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也经历过民初中国公学初创时的真正自治。但他对“五四”前后的学生自治是失望的,并曾引用杜威的话,强调学生自治就是自我管束,故“学生自治,先要留心这个‘治’字”,知道“自治不是无治”。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自治而不能治,那可就丧失自己的人格了”。重要的是胡适眼中“自治的要点”首先是“注重秩序与组织”,故“议会法的知识必不可少”。开会时“如何提议,如何表决,如何修正”,形成并维持“会场秩序、会议规则”是“最重要”的,需要有方法上的训练。简言之,“有一种好的组织法”是“学生自治问题中极重要的”第一件事。

   从在美国读书时开始,胡适就注意观摩民主的运作程序,此后也反复强调其重要性。在他的日记中,常见那些搞政治的人不懂如何“开会”而被胡适“救场”的记录和感叹(详另文)。如果类似“议会法的知识”是“组织”的一个关键成分,则“五四”的学生会虽可说有组织,其实也带有无组织的特色。这大概是胡适心目中五四学生运动只能算“没有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面说过,学生之所以显得有组织,是和更无组织的他界比较而言。这就提示出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制度背景,即近代外来学校新体系的确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化,比起散漫的既存教育体系,新式学校本身已是一个更“有组织”的机制。学校设置的区域性,中小学以年龄和程度分班,以及大学以专业分门别类等,都使学生自然处于一种比从前更有组织的系统之中,这应是学生运动在组织方面可以相对成功的一个现代基础。

   同理也适用于与其他各界的对比。然而若比较的对象有变,结论便也不同。实际上,何谓“有组织”,与观察者的生活经历直接相关。“一战”后是一个西方运动方式也在变革的时代,新俄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模式对西人言也是个创新,传入中国后就刷新了不少当事人对“组织”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对五四学生运动的看法。如国民党人戴季陶曾盛赞“五四”学生的组织能力,说“这组织能力可以另外用一个名词讲明他,叫他做‘创造的真力量’,叫他做‘大创造’”。在他看来,那些“各处的学生团、游街、露天演说、各界的联络、在校内的安排、在校外的活动,哪一样不是很有条理,很有精神,很有计划。这条理、精神、计划,便是证明他们的伟大,便是发扬他们的组织能力”。然而十年后戴氏又认为五四运动的学生是无计划无步骤的任情乱做,许多“身与五四运动”的学生,是到社会里来服务之后,才渐渐“晓得无论哪一种运动,如果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步骤,是不行的”。这不啻“任情去乱做,结果一定要失败的”。

   这样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前后认知出自同一人,却可以说是判若两人。虽可能基于意识形态的转变,但更多恐怕是生活经历使然。前引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描述已把主义、组织和计划这些运动的要素涵括在内,成为后来说运动者的常言(国共两党尤乐道之)。蔡元培或不过是有意无意间孤悬这些要素,却也凸显出新型的政党参与给学生运动带来的重要差异。——学生虽享有学校这一现代组织的便利,但学校更多是一种“自在的”组织,而具有“主义”的政党则可以说是一种“自为的”组织,两者的差别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自为的”政党组织能力参照下,学校那种“自在的”组织方式尽管有其社会基础,仍然太过散漫,正如学校机制优于前清教育体系。“五四”后直接受到苏俄新组织模式影响的国共两党,在合作期间曾共同“组织”过五卅运动,以及其他的运动。所以他们后来便一再强调五四运动有着“无计划、无组织”的特色,视之为一种负面现象。这当然反映出运动本身的事实,却也基于一种知晓了什么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经验之谈。如前引北平区联会“为五四运动纪念告青年书”便一面认为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一面强调它是无组织无计划的。故运动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学生没有组织,更没有主义的领导,只有从书面上发出一时的热情,并没有统系的反对政府的计划,所以如荼如火的运动,竟给老奸巨滑的政客们一张空头命令,便弄得消息全无”。

   同年国民党中央的“五四”《宣传大纲》,也是既承认五四运动“激起了各地社会很大的革命波浪”,使“因袭的、惰性的、漫无纪律的、毫无组织的民众,便逐渐变为革新的、进步的,纪律化、组织化的民众”,又指出运动“最显明易见的缺点”是“无中心信仰与严密组织”。其发端“纯系一般青年学生为爱国心、救国心所驱使,自动的赤手空拳、奋不顾身,去和军阀国贼民蠹搏击,去热烈反抗帝国主义”。因为“没有鲜明的主义来号召,没有建竖起中心思想为之引导,又没有整个严密组织来统率,所以组织上便非常散漫,民众心理便没有坚定的中心信仰,致形成人自为战、纷紊错杂”的状态。

   我们再看共产党人的看法。陈独秀在尚不熟悉苏俄组织方式之前,似乎觉得当时学生并非毫无组织,否则不可能在运动发生之前和发生以后做了那么多事——“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跟着有许多必然要做的事,是否都是用毫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做出来的?”这是在与人辩论时的表述,所以用疑问句式,但其中的肯定意味是明显的。

   而在逐渐了解苏俄运作模式后,中共领导人的见解就大不一样了。瞿秋白明言:

   以前已有许多运动,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安徽学生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是自然发生的,散漫的,偏于一方面的,偏于局部的,各归各不相联结的——可以说是无意之中自然而起的国民革命运动。

   其实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已经有政党的领导,不能说是完全自然散漫。但瞿秋白这种把此前各种运动“一网打尽”的气概,当然是基于他对“运动”模式有了新的认识。他所说的“自然”,基本就是傅斯年说的“自动”,它代表了一种缺乏“组织”的运动方式,“五四”不过其中之一。

   稍后张太雷也说,“五四运动像一盘散沙样的,不久就消灭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运动的主要成分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第二就是“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领袖”,故他“既不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恽代英同样认为,五四运动的缺点是“这次运动没有政党在中间指导,当时参加的,都是一般乌合之众,无团体系统的组织”,所以到次年“学生就散漫不堪了,群众运动的潮流亦低落下去”,致使“民国八年的一番热烈运动,不一年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如此,而国民党人的类似见解似乎还持续得更久。很多年后,一度领导青年运动的陈诚还是认为,“过去青年运动,往往只有个人的关系,而无组织的领导;只见感情的冲动,而不重理智的分析”。他更明确指出,“‘五四’运动之所以不能贯彻持久,也正因为缺乏组织与训练”。如果隐去立言者的身份,上引国共两党的相关看法,其实是比较接近的(当然具体所指的政党领导和信仰是不同的)。他们那种视自然、自动的运动为不足的看法,表明一种凡“运动”就要先有组织和计划的思路。综合他们的看法,五四运动的缺点,恰在于其所表现出的偶然、自发方面。

   只有胡适在肯定五卅运动与五四运动同是“七年来的‘学潮’”中“最有价值”之时,天真地以为“这两次都不是有什么作用、事前预备好了然后发动的;这两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缦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或许五四学生运动“自然”爆发的念头已经深入胡适的骨髓了,遇到机缘就会“脱口而出”,几乎不假思索。其实两次运动在爱国血诚的精神上是一致的,却有一大差别,即第二次的五卅运动并不那么“自然”,显然有比“五四”更多的人为组织;以当年的标准,应是一次是“有组织”的运动。且五卅运动的非学生参与者远比“五四”更多也更重要,恐怕已不是“学潮”所能涵盖的了。

   在近代中国,今人所说的“运动”本身也是外来的新生事物。而运动需要先有设计以示章法的见解虽更为后起,也有其外来渊源。从五卅到北伐,学生运动已可见越来越多的政党介入和“指导”,远非此前那么“单纯”。到广义“五四”的下限即北伐以后,继起的学生运动,基本上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很难见到以前那种“自动”发生的学生运动了。

   馀论

   五四运动十余年后,《大公报》读者论坛的一篇文章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全国青年渴望着思想上的救济,于是各种思想都输到青年脑子里,所以青年的思想都成沌汤面了。”“沌汤面”约指一种“稀里糊涂”的混沌状态,形象地表出了士人的思想状态。不过这里的“自五四运动以后”或是套语,在晚清中国人不得不以“西学为用”而导致中学不能为体之后,读书人的思想便越来越多地带有沌汤面的特色。辛亥鼎革似乎带来一种根本解决,却又让很多人大失所望,更敏感也更容易冲动的年轻人自然更甚。故在五四运动以前,全国青年的思想便已成一锅沌汤面了。

   然而“自五四运动以后”之所以能成套语,恰揭示出五四运动那划时代的改变就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无须深究,便于不知不觉间展现。前面说到,五四学生运动是积蓄的各种不满得到宣泄的一种表征。亦即五四运动虽然改变了历史,却也是既成现状的某种表现或表述。而历史叙述中的五四运动,又是先后不一的“我们”用来表述那个有意无意间形成的“事件”。这样的多重认知尽管已有成为符号化认知的趋势,却也不必就是时人所见所说所想的那个“运动”,遑论运动的本事。

   进而言之,五四运动的地位虽确立甚早,却也一直处于人们的审视和评判之中。它的重要性何在,便明显可见一个被人不断赋予的进程。而运动到底是否“偶然”、有无“组织”等辨析,既有当下的感受,也未必不是“倒放电影”式的记忆。由于“五四”本事与言说相纠缠的特性,这类持续的思考,特别能体现出五四运动那长期生长中的意义。

   上面为了论述的集中,对五四学生运动特点略作偏于条理化的勾勒,实际的情形当然远更复杂和多歧。盖不论是五四运动本身,还是它所表述的时代状况,以及当事人和周围各种人的闻见表述,都是复调的。我们对它的认识和叙述,也应当是复调的。

   学生运动从蓄势待发到瞬间点燃,是一个既连续又断裂的“辨证”进程。而其蓄势和爆发,又都带有一种有意与无意兼具(有时甚或从无意转为有意)的特色。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的种种希望和失望的交替,基本是一种无意的蓄势;其间以新思潮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种种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所引发的失意和烦恼,则成为一种有意的蓄势。长期的帝国主义侵略当然是一种无意的蓄势,而欧战、“二十一条”特别是巴黎和会的一步步刺激,又是一种有意的蓄势。故五四运动如何蓄势又如何爆发的进程,需要认真面对。

   然而学生运动爆发后不久,马上就遇到新俄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新因素的进入,使原来还让人感觉稍“有组织”的运动很快丧失了其因学校体系存在而具有的优越性,逐渐不被看好,反被指为“无组织、无计划”。本来时人对运动有无“组织”的看法更多是建立在横向比较的基础之上,由于一种有“主义”有(政党)领导的“自为”组织标准取代了“自在”的组织模式,其实也不过刚刚兴起的新组织形式被更新的组织模式推翻而变成旧的,因纵向的比较而被视为落伍了。

   “五四”当事人傅斯年所说的“自动”和王统照所说的“自然”,都表现出学生运动那“自在”的特点。从较长的过渡时代言,与新学堂出现之前的教育体系相比,正是学校体系的存在使学生运动的“自在”成为一种有社会基础的“自在”,这是一个需要留意的要素。若仅从本事言,“自在”的学生组织在一段时间里并未更差,恐怕还略有进步;唯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自为”的组织模式还是更占上风。而胡适提出的民主要有正当的运作程序才算得上“有组织”的意见,却少有人注意。

   时人对“组织”的有无及其长短本认知各异,何以有的长期湮没,有的渐成显说?是历史的逻辑本来如此,还是历史叙述的人为选择?后人可深长思之。

   简言之,如果说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运动,它就不应是偶然的;但这个运动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触即发”,确实带有太多的偶然成分。合两者而共论,“五四”的偶然与不偶然,需要与此前已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合并思考。换言之,只有把狭义的“五四”置于广义的“五四”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个学生运动的意义,进而认识到学生运动的历史定位。

   一旦把狭义的“五四”置于广义的“五四”之中,学生运动本身就还有不少待发之覆,如学生及其运动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国家(state)和社会的关联,学生在其间的定位及其行为的正当性,甚至学生运动的锋芒所向,它的发展走向和轨迹,学生运动与改变中的政治运作方式的关联互动,以及那义不容辞而又难以承担的救国责任,恐怕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和整理,并予以复调的再现。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2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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