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 次 更新时间:2021-11-22 1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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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 (进入专栏)  
“带贫性”就越好。事实上,度柴村由蜜瓜这种“甜蜜的事业”所主导的良好产业生态也为攻克一些“内生动力不足”的贫困户提供了机会。

   毛继发就是一个典型的“内生动力不足户”。他63岁,在村民眼里“懒”“怪”“抠”。年轻的时候因为老婆带儿子上街买了一根油条吃,他便把老婆打了一顿,老婆就此跑走跟了别人。唯一的儿子长大了之后便外出打工,一直不回家。他虽然有劳动能力,但是仅种地糊口,不打工挣钱也不花钱,家徒四壁,空空如也。据说他除了冬天外经常露宿在院子的柴堆里,吃饭胡乱填饱肚子,从不洗碗。他的特点是不和村民来往,不和人说话,有些村民就说他有“精神病”,是个“傻子”,这是很多村子里一些懒汉的标准“标签”。对于这样一个“顽固”的贫困户,县水利局的驻村工作队员张东丽给予了长期、细致的关怀和关心。尽管毛继发不理她、不和她说话,但她每隔两三天就去家里,除了带些吃的用的之外,就是里里外外打扫卫生,用张东丽的话说,“就像收拾自己家里一样”,自己在外面吃饭,总想着带一份去给毛继发。张东丽自己在村里包了四个瓜棚,主要目的就是找贫困户去瓜棚里打零工,其中毛继发是她的重点对象。起初毛继发不肯去,但张东丽日复一日地上门收拾屋子、主动和毛继发聊天这些举动终于促使他去张东丽的瓜棚里干活。当他从村里领到第一笔2000多元的务工费时,竟要直接交给张东丽,让她拿去用。这么“抠”的一个人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村里人都说,他是把张东丽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后来,毛继发又做了一件让全村人都震惊的事情。当时度柴村开展村民向村集体捐钱、捐物、捐劳力的“三捐”活动,会在村头立一块巨石,把捐钱村民的名字和捐钱数目刻在石头上。这件事没人通知过毛继发,但当天他竟然出现在现场,拿出两张一百元和两张五十元的人民币,捐了三百元。村民们对此啧啧称奇,想不通一个为了油条把老婆打跑的懒汉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调查的时候也去了毛继发家,虽然他仍然不怎么搭理人,但是家里整齐干净,据说现在都是自己打扫了,而且也和一些村民有了来往。

   与毛继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瑞生,后者可以叫做“内生动力充足户”。2020年刘瑞生65岁,家里四世同堂,一共9口人。除了老伴外,他上有84岁老母亲,下有儿子、媳妇和四个不到10岁的孙子孙女。刘瑞生腿脚不便,母亲常年在床,儿子体弱多病不能干重活,老伴和儿媳都有精神疾病,所以整个家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劳力,主要依靠各种政策性收入勉强超过贫困线。但我们在对刘瑞生两口子的访谈中却感受到强劲的内生动力。刘瑞生赡养母亲已经30多年,他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给母亲好好养老送终。他老伴告诉我们,这个大家主要靠她和刘瑞生支撑,干各种杂活补贴家用,自称是最能干的“大机器”。要保护儿子媳妇“不受欺负”,要抚育四个孙子孙女长大成人,孩子们才是这个大家庭的希望。

   我们对比这两个家庭,刘瑞生家的境况无疑更糟糕,但是在刘家却让人能感受到活力和希望。将老人养老送终、孩子养大成人是两口子的内生动力,但是面对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的残的家,是脱贫政策真正激发了两口子的内生动力。相比之下,毛继发不但孑然一身,而且和村里人也没有来往,被人视为“精神病”。他唯一转变的契机来自于张东丽的关怀。这种关怀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为给钱给物,而是让毛继发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作为回报,他在心里把张东丽当成了女儿,所以才有那些举动和转变。他捐款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开始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刘瑞生和毛继发这两个贫困户相反相成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真正的内生动力不仅来自于个人脱贫致富的愿望,更来自于家庭。国家政策和驻村队员所触动和激发的正是农民对“家”的执着和向往。如果没有国家,这两个家庭都会沉沦;而如果农民心里没有“家”,则国家无法和这些农民发生真正的交流和交融,更说不上“激发”他们的动力了。

   度柴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也紧密依托家庭而展开。在干部和村民口中,最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每月举行的全村“饺子宴”。饺子宴每月一次,在村委会外面的广场上进行,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一起包饺子,给本月过生日的老人庆生。有的饺子宴上还出现了生日蛋糕。老人们提到此事都很激动,有的老人说是平生第一次这么风光地过生日。每月的“饺子宴”都会通过微信群、直播等网络手段传到在外打工、不能回来的儿女那里,让儿女们也很激动,他们表达心情的方式就是自愿出钱来举办饺子宴。饺子宴每次预算1000多元,刚开始时是由村支书自己出的,很快便变成了在外村民自愿轮流捐资。我们在2020年7月做调查的时候在村委会看到了一张贴在墙上的“饺子宴捐助表”,这个表上的人员名单已经排到了2021年的8月份。

   饺子宴的做法与其他乡风文明建设的措施相比,更加契合中国人的家庭本位或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首先,本来过生日是一家一户的事情,现在全村老人一起给同一个月生日的老人庆生,看似打破了家庭的界限,实际上是将全村变成了一个“大家庭”,是将家的伦理和温情扩展到了村庄层面。其次,当前中国乡村外出务工的人员超过3亿,绝大部分家庭都有成员“不在家”,几乎每个家庭都是不完整的。饺子宴的做法,秉承了中国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成员不在的缺憾。再者,饺子宴虽然是在村子里举办,但是其传递的家庭温情远不止于村子,而是随着务工的足迹遍布天南海北,将各地的度柴村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儿女在外务工,而自己的父母却能够在家热闹过生日,儿女由此生出的感激之情必然流动到村、镇政府,流动到国家。家国之间的通道是在人心中建立起来的,也只有在人心中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度柴村是我们案例村中“激发内生动力”和乡风文明建设的典型。在我们看来,乡风文明建设与“激发内生动力”是相辅相成的。那些懒汉、怪人或是缺少家人的爱,或是缺少乡人的尊重而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孤立、离群索居。农村中还有一些家庭是脱贫政策难以直接覆盖的,我们称之为“隐性贫困”或“社会性贫困”。在农村,父母与儿子分家是常见的,而分家通常是抚育过程的结束和赡养过程的开始。虽然这些家庭分立成几户,但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周飞舟,2021)。在实践中,如果儿女不管父母,那么无论是不是分家立户,父母都会陷于实际的贫困。例如毛继发家,儿子在外打工,既不回家又不寄钱,但是按他家两口人的人均收入来算,则从儿子出去打工时就已“脱贫”。相反,如果儿女孝顺,即使分了家,按户计算人均收入,父母收入再低也不会陷入贫困。国家的脱贫攻坚政策只能按照收入计算,即使加上细致的精准识别过程,仍然对这类“隐性贫困”或“社会性贫困”无能为力。相比之下,只有靠提倡家庭本位和伦理本位的乡风文明建设,亲情和尊重顺着家庭、邻居、朋友的人伦脉络推演出来,才能让阳光照耀到政策难以覆盖的角落。

   度柴村的案例展现了脱贫攻坚中贫困户的另外一些类型。我们和第二节的讨论结合在一起,可以将贫困户分成五类,列成表1。

  

   与一般的分类法不同,这是根据脱贫和帮扶的困难程度进行划分的。第一类“外出务工型”贫困户占比最多,脱贫相对容易,只要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到位,他们就可以“一人打工、全家脱贫”。第二类“本地就业型”是本文在乡村产业部分讨论的重点人群。这类贫困户要依靠本地“带贫性”强的产业发展增加收入而脱贫,产业“对接”是关键。第三类“政策兜底型”的农户通常无劳动能力,主要依靠政府的各种政策性收入。对于这类农户,需要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落实。第四类“动力不足型”是脱贫攻坚战中最困难的部分,需要驻村帮扶干部和本村居民的“真心”帮扶,以激发出他们的内生动力。第五类“隐性贫困型”则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造成的生活困境,很难通过政策解决问题,只有靠文明乡风和家庭伦理建设才能慢慢改善。

   对于后面四类贫困现象,要做到对症下药,做到药到病除,只靠政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用心之人,越困难的类型越需要用心。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其核心力量和战斗队伍是全国300多万名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以及几百万的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由驻村第一书记和其他驻村干部组成,一般一驻三年。驻村第一书记来自政府的各个层级和各个部门,除了中央机关、部委、企事业单位等直接负责的地区派驻第一书记外,省、市、县也仿照此模式派驻第一书记。全国的贫困县、贫困村都有相应的帮扶单位(邓燕华等,2020)。就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而言,驻村工作队处于战役的“一线”,他们实际上就是“国家”的代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

   湖南省桑植县的华苑村是我们在2018年调查过的村庄。这个村庄地处高寒山区,耕地面积少,交通不便,贫困发生率27%。这个村的脱贫除了依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之外,发展的是以政府补贴为主的散户经营产业,包括优质稻、大棚蔬菜、水果和养殖业,类似于“菜单式扶贫”。这个村的对口帮扶单位是张家界市委办公室,市委办53名干部对华苑村63户贫困户展开结对帮扶,这些干部被要求每个月至少要到贫困户家访问一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方面的困难。

   这种“结对帮扶”是脱贫攻坚中的一种常见的帮扶形式,也很有代表性。这种帮扶确有“形式主义”之嫌,因为“结对”是官方指派,“家访”又是硬性要求,其中不乏送钱、送物的“应付”举动。但是在华苑村的脱贫实践中,村民讲了许多这种“结对帮扶”的事迹,我们将其称为“关系帮扶”。

   “关系帮扶”是指帮扶干部与农民认识之后,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农民办事情。村里有个贫困户闫老六腿部有残疾,他的一个夙愿就是想办个残疾证。但是作为边远贫困村的村民,他完全搞不清怎么才能办成这件事。他的结对干部——市委办秘书科的李晓静带着闫老六去了市里,她最熟悉相关的情况和人事,结果跑了一天,就把残疾证办了下来,这成为闫老六津津乐道的美事。驻村工作队的队长许文强已经驻村一年半,他的女儿第二年要高考,所以他一直要求调回,但是得不到批准,对此颇有牢骚。但是我们从村民的访谈中了解到,许文强是一名优秀的帮扶干部。他的两户帮扶对象:一户是一位孤寡老人,他耐心地帮老人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另外一户户主叫张大进,42岁,腿部残疾,妻子在镇上租房子陪两个孩子读书,男孩17岁,女孩12岁且患有紫癜性肾炎,家庭负担沉重。许文强不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给女孩找医院和医生,还利用社会关系帮助孩子母亲在镇上找活干,为这一家带来生活的希望。用许文强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愿不愿意驻村是一回事,但是帮扶是另一回事。他强调说,无论是谁,看到那个“紫癜女孩”和她家里的样子时,都会动“真心”,所以帮扶是“真心帮扶”。

   许文强的话道出了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深沉细微的人心基础。在调研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驻村工作队和贫困户都在走形式应付对方或者应付上级的检查,但这不能代表脱贫攻坚战的本意和本质。一个帮扶队员的“真心”基于恻隐,人皆有之,与他应付上级并不矛盾。关键是脱贫攻坚的政策和实践给了这种恻隐之心以发扬光大的机会。这种“真心”,动于俄顷,辨于针芥,但是蕴含的力量却如同大江大河,浩浩不可阻挡。

   4、余论:“家国一体”与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中展现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既非剥夺与抗争的关系,亦非博弈与互动的关系,甚至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扶持”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将政府行为理解为“扶持之手”的观点,本质上仍然是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扶持是为了长远的收益,如对地方政府“放水养鱼”“养鸡下蛋”的行为分析。但脱贫攻坚针对最贫穷弱势的农民群体的所作所为,显然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和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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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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