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细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四种歧解辨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 次 更新时间:2021-11-21 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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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细成  
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按照儒家自上而下的“王化—风化”观念与自内而外的“成己—成人”之学,“责君”应该先于“责臣”,“臣不臣”的根源在于“君不君”,“父不父,子不子”的根源在于“君不君,臣不臣”,所以《论语》引用尧、舜的话说:“天之历数在尔躬。”“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然而,孔子之时,夏、商、周几千年的“家天下”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专制政体。孔子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现实,他并不像孟子那样“非君”,那样热切地向往尧舜禹时代“公天下”的禅让制度。这从以下两段语录中可知: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

   孔子带着冒天下之大不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应公山弗扰、佛肸之召,并非出于像孟子那样的革命激情。表面上看,孔子似乎有一颗“天下为公”之心而并不执着于效忠某君;但实际上,在他的潜意识里,早已接受了“家天下”的无奈现实,他认为自己能做的,就是“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洁身自好与“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的曲线救国。孔子追求的最高目标乃是成为像周公一样的“贤臣”,而不是像尧舜禹一样的“贤君”。因此,我们不能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理解为“责诸夏无贤君”,而只能理解为含摄着“责君”的“责臣”,“责臣”才是主旨。

   《论语·八佾》载:“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禘为王者之大祭,天子可用,而诸侯不可用。孔子这句话应当也是有感于三家僭礼而发的,同时推其所从来,认为鲁国因周公之后而袭用天子所赐之重祭,可谓导致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以《雍》彻等大夫“僭礼”的始作俑者,对成王赐周公重祭而周公受之、历代鲁君袭之这几件“非礼”的事情做了含蓄地批评。历代鲁君皆为周之臣,三家为鲁之臣。归根到底,这句话还是重在“责臣”而非“责君”。因此,笔者以为,孔子的本意,虽然也可以说是在包括“责臣”与“责君”于其中的“责夏”,乃是对诸夏僭乱、不能尽君臣之道而伤时浩叹,且隐含着“在上者不能尽为君之道”的“责君”,但其主旨还是在“责臣”。

   四、尊夏

   持“尊夏”观点的以邢昺为代表。他在《论语注疏》中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中采用包慎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点,也认为:“此篇专言礼乐之事,楚、吴虽迭主盟中夏,然暴强逾制,未能一秉周礼,故不如诸夏之亡君。”另外,杨伯峻先生流传甚广的《论语译注》中更是将这句话晓畅地翻译为“孔子说:‘文化落后国家虽然有个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哩。’”很明显,这种认为“夷狄人有国君,还不如华夏无国君显得文明”的“尊夏”观点带有歧视落后民族、落后地区文化的特点,有一种很强的华夏民族优越感与自我中心主义。查阅资料我们看到,在《魏书》《周书》《旧唐书》等史记中,以及不少带着民族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著述中,谈到有些少数民族虽然入主中原却仍然残暴、野蛮本性难改时,通常都喜欢引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来自我宽慰,表达一种“尊王攘夷”“严夷夏之大防”的对立情绪与褒贬之意,以至于延续到当代,还有学者认为:

   华夷之辨,太敏感,连古书版本都受影响。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这段话下,皇疏原文本来是:“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四库全书》本把这段话改成另一个样子:“此章为下潜〔僭〕上者发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四库》本为什么要把皇疏改成这个样子,原因很简单,原本有“重中国,贱夷狄”“理同禽兽”等语,都触犯当时忌讳。清初禁书之令甚严,不能不加改篡。

   按照李零的说法,皇侃原本所持的乃是“重中国,贱夷狄”的“尊夏”观点,经四库馆臣篡改后,面目全非,反而成了“责夏”(主要是“责臣”)的观点。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就算日本大正十二年怀德堂本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才是皇疏的原貌,就算《四库全书》本的皇疏被四库馆臣出于政治原因而篡改过,都并不能说明前者更贴近孔子本意而后者则违背孔子本意。我们抛开“夷夏之辨”,抛开“古书版本”,仅仅从《论语》中孔子的言行来寻找理据,看看是否能证实“重中国,贱夷狄”的“尊夏”观点就是孔子的本意。《论语》中孔子正面谈及“夷狄”的言论一共有四条: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期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前三条都丝毫没有将华夏与夷狄严格区分开来并歧视夷狄的意思。孔子想教育弟子的是“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做人心态,第四条中的“吾其被发左衽矣”看似有贬斥夷狄之意,但孔子急着想要说明的乃是管仲对于华夏文化的传承有大功劳,旨在去除众弟子贬斥管仲不仁的固陋之见。不可否认,在孔子之时,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确实有很大差距,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孔子在内)恐怕都有一些华夏文明的优越感,但这都不能充分说明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就是在表达“重中国,贱夷狄”的意思。原因有四:

   第一,从孔子思想的出发点与目的来说,孔子正是看到诸夏僭乱、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才试图通过发明仁道来重建礼乐文化。他的华夏民族主体意识高度自觉,对诸夏僭乱无礼的现实与未来有大忧患与大担当。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孔子对于当时的诸夏来说是一个批评者而绝非赞许者,对于礼崩乐坏的僭乱现实,孔子是失望透顶而绝非洋洋自得,正如仪封人所言,“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孔子触目所及,都是“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可谓满目疮痍,因而反复咏叹“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孔子的出发点与关注点,自始至终都在于对华夏礼乐文化展开批判重建而绝非自欺欺人地安于现状甚至歌功颂德。对此,朱熹早有一针见血、四两拨千斤的精辟论述:

   问:“范氏吕氏皆以为夷狄有君而无礼义,不如诸夏之无君而有礼义,恐未当。”曰:“不知他如何恁地说。且如圣人恁地说时,便有甚好处!不成中国无君恰好!”

   试问,如果孔子这句话表达的是诸夏虽然君臣之道僭乱,但还是要比夷狄强得多,难不成他是要支持、鼓励这种僭乱的行为继续扩大、升级吗?俗话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时诸夏再怎么堕落,先王遗留下来的礼乐文化自然还是要比夷狄丰富、深厚得多。然而,孔子却经常教育弟子与世人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而探汤”(《论语·季氏》),孔子时时刻刻都是在思考如何“克己复礼”“改过迁善”,时时刻刻都“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因此,不管是孔子个人,还是他以主人翁精神所批判重建的华夏文化,都是想着通过学习与改变来提高自己,恢复和谐的礼乐秩序。孔子从来都没有盲目自大,更何况当时的楚、吴等国确实有很多地方为诸夏所不及。

   第二,从孔子的思想内容——“为仁”来说。诸夏不仁,才会上下僭乱而无君臣之道,孔子发明仁道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促成当时的执政者以及普通百姓都去“求仁而得仁”(《论语·述而》)。因此,当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时,他所看到的是诸夏君臣之间的不仁与楚、吴等国君臣之间的仁义。他的着眼点是在于通过批评诸夏而唤醒诸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绝不是看到诸夏君臣之道不如夷狄,却将整个华夏文化遗产去和夷狄对比,通过产生压倒性的优势来获得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而且,从孔子“温良恭俭让”的仁厚性情与他“为仁由己”的思维方式来说,孔子都不可能说出这么刻薄、傲慢的话来。上文引用过,孔子明确要求弟子与世人无论对待什么人时刻都要保持恭敬、忠信之心,“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他又怎么会这么蔑视整个夷狄历代善人所辛苦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呢?

   第三,从孔子的思维方式——“为己”来说。孔子教育弟子与世人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孔子的关注点,自始至终都在约束自己“修己以敬”(《论语·宪问》)上,所以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按照这种“为己之学”,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时,目的当然也在于“修己”,在于“责夏”,如果理解为“尊夏”,那就是“为人”之学了,君子应当从自己身上找毛病,然后改过迁善;自己不如别人的毛病不去改,反而将自己的优点去和别人的缺点对比来获得成就感,那就是小人了。而且,孔子经常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挂在嘴边,如果孔子想表达的是“尊夏”的思想,难道他是想对世人与后人说:“虽然诸夏的君臣之道现在都僭乱得不成样了,但是我们老祖宗有那么好的礼乐文化传统,我们不用担心,也不用着急,这么好的传统文化迟早会让大家都自然而然就变好的。少数民族文化再怎么发展,到最后还是比不过我们。”显然,这种观念放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来审视非常荒谬!再者,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作为他们老师的大圣贤孔子难道还不如学生、想要带着学生为“诸夏之无君”而强行自欺欺人地去文过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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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学刊》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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