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合群”的诉求:“思想界”形成的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11-09 09: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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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陈虬在给汪康年信中曾言及,“贵报二十六册共七十册已收到”,这显然是利济学堂报馆为《时务报》代派的份额。 [109] 《渝报》则在川内及外省许多地方设立了代派处,一开始即表明,“本局代发《官书局汇报》《时务报》《万国公报》,并印发各种时务书”。 [110] 该报主笔潘清荫还向汪康年提出:“《时务报》在渝代派诸处,此后似可归并敝馆一处承派。” [111] 1898年创刊的《无锡白话报》,也以时务报馆、农学报馆、蒙学报馆、苏州电报局、常州龙城书院等多处为“外埠代派处”。 [112] 可以说,报章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形成销售网络,互为借重。

  

  

   四 “自改革”:与官方的互动

  

  

  

   评估晚清读书人最初创办报章的活动,容易产生分歧。1899年《清议报》曾写下这样的话:“甲午之役,以匹夫操报章之权,倡言变法,唤起国民之精神,开豁维新之风气者,《时务》《知新》其领袖也。”戊戌政变发生后,“《时务》先萎,惟《知新》巍然独存”,而“《国闻报》特立于津门,《天南新报》崛起于星洲”,同声相应,始终不懈,“人心不死,诸报为巨功矣”。 [113] 这明显忽略了上述报章可能存在的区别,关键还在如何评估所谓“以匹夫操报章之权”。实际上,报章在此间的走向,前后相较有明显区别。最初既定位于“上下通”,则显然与官方的立场颇为契合,甚至原本即是官方在推动。《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的创办,都有必要基于晚清的“自改革”加以检讨。

   官员与报章

   初识报章,晚清士人确实抱持美好的期许,誉其为“三代”的“采风之制”,有助于实现“上下通”“中外通”。但问题未必如此简单。较早注意到西人报章的王韬就指出,泰西日报之兴起,所要者是刊登“国事军情”,并且遍及“偏壤偏隅”。 [114] 尤其说明:“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得持清议,于朝纲国政颇得参以微权。” [115] 这既是报章属性使然,也是引发分歧之根源。或许王韬也认识到兹事体大,故而用“参以微权”加以淡化。实际上,当报章以这样的方式介入政治,难免引发种种争议。

   从一开始,报章展现的即是两面性,既不乏官员出面办报,也发生了诸多官员与报章交恶事。1876年11月上海出现的一份《新报》,以“各口诸帮公议”的名义发行,实际的创办者却是上海道台冯俊光,经费也出自道库。 [116] 该报明确表示为仕商服务,“于京省各报,则求速而且详;于西字诸报,则求译而无误。时事则查访的实,货价则探听确真”。 [117] 这份采用中英双语的报纸,还试图影响生活在上海的洋人,被称为“道台之嘴巴”(the Taotai’s organ)。 [118] 只是未如所愿,“出版几个月之后英文内容被删除”。 [119]

   当有关政务及官员个人的事项登载于报章,各级官员却未必能够适应。《申报》创刊后,便试图厘清“国事”与“家事”,但刊登的“浙省诸事”仍引起当地官员的不满,为此《申报》还刊文强调:

   君官之所办者,国事非家事也,一国之事当令一国皆知,何为秘密不宣乎? [120]

   习惯了旧有政治治理方式的各级官员,要区分“国事”与“家事”,谈何容易。翁同龢对此的反映,颇说明问题。1898年6月翁遭开缺回籍,年底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他在《新闻报》上读到不少对此的议论,在日记中愤懑写道:“前数日《新闻报》妄议余事,今又云住鸽峰,干卿甚事而评点不已耶?” [121] 所谓“干卿甚事”,真是一语中的。只是不再掌握机要的翁只能在日记中表达不满,再无力卷起什么纷争。

   实际上,官员与报章之冲突,也所在多有。1875年署理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甫上任,即被《申报》批评受贿。1896年再度被《申报》攻击时,刘在一通信中就表达了心中之不满:申报馆“悠谬之谈,何足计较。我若斤斤与辩,彼益刺刺不休,正当置之度外”。 [122] 1878年左宗棠与《申报》之冲突,更涉及军务大事。左处理新疆问题的意见得到朝廷支持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解决所需1000万两军费,朝廷只能拿出300万两,加上要求海关划拨的200万两,剩下的500万两同意左举外债解决。对此,左也是痛苦万分,“夫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竞也,其无耻也”。 [123] 不料《申报》发表的《贷国债说》,直指左以高利借外债,“为中国古今未有之创局”,“此有心人所为痛哭而流涕者也”。 [124] 《申报》以这样的方式披露此事,在官员中激起一番议论,也引发左宗棠对报章及文人的好一通讥评,痛斥“江浙无赖士人”,“托于海上奇谈,都人士遂视为枕中秘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辨言乱政”。 [125] 左把矛头指向江浙文人,显是因为《申报》登载的信息使其处于政治旋涡中。

   可以想见,各级官员自会针对报章施以种种手段,仅广州一地就有不少事例。1883年《循环日报》刊载的《迭禁谣言》指明:“省中官宪前出有告示,严禁造谣滋事之徒,不准刊刻新闻,沿途贩卖。”还述及南海、番禺两县会衔发布告示,“如有关碍大局及军务者,不准刊刻新闻纸”,“诚以其易于蛊惑人心也”。 [126] 邝其照1886年在广州创办的《广报》,1891年因发布某大员被参消息,也引得两广总督李瀚章大怒,指斥该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实堪痛恨”,还责成番禺、南海两县“严行查禁”,“不准复开”。 [127]

   官员与报馆之冲突经常发生,也被视作影响报馆的大问题。何启、胡礼垣于1895年出版的《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指出:“日报之设,为利无穷,然必其主笔者、采访者有放言之权,得直书己见,方于军国政事、风俗人心有所裨益。”中国之所以“不能得其利益者”,即在于“秉笔之人不敢直言故也”。为此其也表达了对“秉笔之人”的同情:

   今有于官司之不韪而偶一及之者,则其报馆必致查封,其主笔必被拘系,不问其事之真与伪也。今有于官门之受赃而涉笔言之者,则主稿者祸不旋踵,司报者灾必及身,不问其情之虚与实也。 [128]

   可叹的是,这样的事例却持续不断地在增加。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希望秉持“公论所在,不敢稍涉循隐”的原则,结果也导致“某某数巨公颇滋不悦,每与人论及本报,辄易其名曰大私报”。 [129] 照戈公振的观察,“当时大吏之守旧者,常禁民间阅报:言论稍有锋芒,鲜有不遭蹂躏者。报律颁行以后,官厅益有所根据,凭己意以周内”。 [130] 包天笑也表示,各报纸的老板,经历多起祸端后,往往“小心谨慎,自保身家,不敢惹祸”。 [131]

   “恭录上谕”的象征意义

   官员与报章的冲突,乃新型传播媒介挑战过去政治治理方式的结果。就报馆方面来说,自是尽力避免此类冲突,并且努力寻求自保之道。上海报纸的因应之道,即是设法“取材于本埠外报”,“转登外报,既得消息之灵便,又不负法律责任,其为华报之助力者大矣”。 [132] 不过,亦要看到的是,晚清士人最初创办报章,是在帝制的架构下谋求改革,与官员的种种冲突,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并非报馆有意为之。《时务报》刊登“谕旨恭录”等内容,即明确传递出办报者在政治上的考量。这也成为那个时期报章的基本体例。

   是否登载谕旨,《时务报》也有交代。该报登载之谕旨最初系从上海各报转载,后来才转录“京报”上的内容,以免舛误。受制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谕旨往往不能及时刊登。《时务报》第18册停刊了谕旨,即是因为“京报”通过轮船运寄上海,到冬季“因封河后,官书局报久已停寄”,以致“上谕无凭登载”。次年开春后,官书局报虽已寄到,但“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为避免经常出现类似问题,《时务报》遂考虑以后不再登载谕旨。 [133] 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批评。王舟瑶当即致函汪康年:“各处购尊报者,不必皆购他报,俱以未见上谕为歉,以后似宜补录。” [134] 邹代钧也认为此举“颇失人望”,“寒素不能遍阅各种报,仅购《时务报》阅之,而无上谕,甚视为缺典”,“为销路起见,仍以录入为妥”。 [135] 为此,《时务报》第35册起又恢复刊登上谕。

   大致说来,晚清士人基于维新、变法创办的报章,往往都有“谕旨恭录”及“章奏汇编”等内容。不惟如此,与官方之密切配合还有诸多体现。沈曾植曾指出:“《时务报》所载国闻,自邸钞外,皆南皮尚书向各省督抚署搜辑,非得之都中也。” [136] 《湘报》创刊后,熊希龄等请将文告公牍随发《湘报》刊刻,巡抚陈宝箴也予以批准,以为“报馆刊刻奏章公牍,所以周知时事,通晓民情”,故“所请自应准予立案”。 [137] 以后《湘报》即不定期刊登“抚宪批示”或“抚辕批示”。由此亦可看出晚清报章成长中另一值得重视的特质,即仍恪守过去对政事的认知,甚至可以说,最初创办的报章来自朝野上下的共识,希望弥补邸抄等在信息沟通上的不足,并未赋予报章更多职责。

   晚清报章“恭录上谕”的情形,也为时人所注意。《中外日报》1902年刊登的一篇文字指出:“发一社会之力,通各社会之邮,其用莫如报章。”然而,中国过去之邸钞、京报所录,“不过朝廷之谕旨,大臣之对章,无舆论也,无民情也”。以后沪上出版的报章,尽管“稍增入民间事、外国事”,但与旧有之邸钞、京报,却不甚悬殊,“盖皆便在下者稍知在上者之意向”。甚至表示:“甲午以前,固无报也。” [138] 姚公鹤为此也称:“若仅仅以上谕刊载报首,则依然未离邸抄窠臼耳。” [139] 这或许是过严的标准,而且,此未必是迎合“上意”的体现,反倒是为满足读者的需求,《申报》《万国公报》等报章,同样会“恭录上谕”或“全录京报”。说到底,仅仅以“上下通”“中外通”理解报章,多少表明仍恪守所谓“庶人不议”之樊笼,只有在这一层面有所突破,对报章的定位才会有所转变。

   《知新报》最初也有“上谕恭录”(后加上“上谕电传”)等栏目,戊戌政变发生后,就不再有这方面的内容,到1900年2月出版的第112册才有了“京师新闻”栏,但“上谕恭录”已改作“谕旨照录”(后改为“谕旨择录”)。两相对照,不难觉察其中的政治意味。接下来还会述及,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创办的《清议报》,同样没有“上谕”之类的信息;主要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报章,也不再“恭录上谕”。政治立场的转变,自会影响到发言方式。

   “恭录上谕”只是问题的一面,与之相关,报章上还频频刊登诸如条陈、奏折及上书之类的文字。康有为上书乃维新运动中颇值关注的事件,遭遇种种曲折,表明一般士人上书言政,并不容易。为此,康在《上清帝第一书》中特别提出,“今上下否塞极矣”,“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 [140] 康有为感受到的问题,正是帝制时代士人参与政治的写照。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同样感叹:“廉远堂高,笺疏有体,九重万里,呼吁谁闻。”还解释该书“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 [141] 而在王韬看来,始于秦时之“尊君卑臣”,实际造成种种恶果:

   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 [142]

报章出现后,书生报国有了新的渠道,借此抒发政见也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申报》刊载有不少士人之上书, [143]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登载的文字,也有这样的属性。《上潘伟如中丞》即写道:“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裁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 [144] 当晚清读书人办起更多的报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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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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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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