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合群”的诉求:“思想界”形成的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 次 更新时间:2021-11-09 09: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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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或分省,或分姓记录,以备不测时号召勤王之用,何如?” [67] 进一步还说,何不考虑“立一报会,将各报馆联为一气”。 [68] 凡此皆看重报馆会聚同道的功能。

   报章对学校、学会事务的推动

   报章对于“合群”的推进,集中体现在成为学校、学会事务的中介。对于如何办好报馆,吴樵的建议是:其一,“开各种学会,报馆助其招股、聘师”;其二,“出时务题最好须有禁忌”;其三,“建藏书楼。此事甚易,可以有钱即办”。 [69] 时留学日本的汪有龄也致函汪康年:“近来沪上凡设学会、设学堂、设报馆,非阁下为之倡,则不能鼓动人心,互相乐助,是各事之成败系于阁下也。” [70] 这表明在时人的认知中,报章已成为推动学会、学校成长的重要载体。《时务报》的示范意义,也体现在其推动学会、学校的组织上。可见报章刊布的文字只是冰山一角,背后还涉及不少其他事务。

   《时务报》发布各学会的消息,显示该报主动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各地纷纷成立的学会,也有此需求。《时务报》第1册刊登的“地图公会”《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表明时务报馆成为地图公会的办事机构之一。 [71] 此外,《时务报》多次刊登“不缠足会”“务农会”的信息,还意味着报馆往往成为各会“联络点”。《务农会公启》说:“同志捐助之款,统由时务报馆代收,按旬登报,以征信实。” [72] 《不缠足会告白》则这样写道:

   本埠诸同志如愿入会,请到本馆填注草籍;外埠诸君如有以此会为然,愿广为劝导者,请即专函示知本馆,即当将草籍寄上,以便就近设立分会。 [73]

   《时务报》还专门列出“会报”栏,刊登各会消息。梁启超撰写的《会报叙》由衷表示:“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此风益盛,实中国剥极而复一大关键也。”为此还介绍了桂林、长沙、武昌、苏州、上海等地次第兴起的各种学会。 [74] 这些学会在《时务报》上刊登了不少信息,显示报章对推进“合群”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各学会发布的信息,也说明学会的工作往往结合学校与报章进行。1897年康有为在广西发起和组织“圣学会”,其章程明示该会“略仿古者学校之规”,还阐明所致力的五项事情之一是“刊布报纸”。 [75] 《湘报》第27号刊登的《湘报馆章程》则指出:

   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凡各府州县、穷乡僻壤不能购报者,应请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查明市镇村落,总汇地名,函知本馆注册,酌计每处捐报数分。 [76]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宋育仁1898年被聘为四川尊经书院院长,便在此组织“蜀学会”,并以该会名义出版《蜀学报》(实际是之前宋在重庆创办的《渝报》的延续)。 [77]

   对于兴办学校,《时务报》更是高度重视,刊登了不少与学校相关的信息,如第2册即刊有《湘乡东山精舍学规章程》。 [78] 时在家乡绍兴创办中西学堂的徐树兰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说明兴办学校对刊登告白的需求。 [79] 这还不算什么,《时务报》对兴办学校的推动,还体现在向各学塾派送该报。第17册《本馆告白》说明:凡已设之学堂学会,如有愿阅本报者,可函致本馆,“本馆自当送报一分,以备传观”。 [80] 这一做法也为其他报章承袭。《经世报》甫出版就表示:“各省书院学堂,有需阅读本报者,请各向就近本分馆购取。” [81] 而该报同样提供了学校、学会与报章互动的例证,刊登了多则告白。 [82]

   上述种种,明显配合着晚清士人推动的“合群”工作,而且,学会与报章还成为“集团力量”形成的重要助力。以《知新报》来说,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多少具备康梁一派“机关报”的属性(详后)。可稍加补充的是,《时务报》积极拓展发行渠道,吸引广泛的读者,也促进“合群”的工作有实质性进展。

   《时务报》发行后,派报处遍及全国18省,并走向海外,总计达到二百余处;每期销量也由最初的四千份左右,数月之间增至万余份。 [83] 而读者、作者群的拓展,也能发挥“合群”之力。《时务报》先是列有“时务报馆文编”,接收的便是读者来稿;后又列出“时务报馆译编”,刊载各种译文。《时务报》希望读者诸君寄来“发明政法或切近今日事情为主”的文字,并许诺支付稿费,也激起热烈响应。《汪康年师友书札》保留的来函,有数十通是各种人投稿或参加时务课艺的,包括当时就读于南洋公学东文普通学校的樊炳清,以及后来编辑《皇朝经世文续新编》等时务书籍的储桂山。不惟如此,还不乏士人将友人的稿件寄上,进一步扩大网络的范围。实际上,一旦创办报章,势必会走向这一步。汪有龄尤其重视报章“借劲”与“蓄势”发挥的作用,为此向汪康年建议:

   报中论说欲其出色,在借劲,在蓄势。借他人之佳文,增本馆之声名,此借劲也;养主笔之威望,而使之不言则已,一言惊人,此蓄势也。 [84]

   为此,研究者也指出,从《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切入,可以更好把握传播媒介如何形成晚清中国的“公共空间”,读者与报馆之间建立起不必直接碰面便可交流信息的关系。 [85] 尤其突出的是,“二千年士议起伏,重心都在庙堂里。以此为常态,《时务报》的出现便是一种异态”。读书人的议论“一经变为报章文字,便可周行而四达,引出交流、交汇、共鸣、回响”。 [86] 不过,天下士议的重心“由庙堂之内移到了庙堂之外”,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如考虑立言者的政治立场,则可发现更为重大的转变稍后才发生(详见下一章)。这里尚需补充的是,报章之间“互为代派”机制的形成,拓展出紧密联系的网络,同样值得重视。这也是思想界构成“场域”的关键。

  

  

   三 互为代派:报章销售网络的建立

  

  

   对甲午之后读书人竞相创办报章的情形,梁启超后来有这样的总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继此之后,“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 [87] 这一系列报章的出现并非偶然,实际成为转变的象征。李提摩太在回忆中也阐明,《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 [88] 不只数量增多,关键尤在报章之间存在互相依托的关系,发挥着“合群”的效力。报章对促成“思想界”的形成,作用越发明显。

   《时务报》等报章出版后,在销售上取得的成功,前已多有说明。但报章毕竟是特殊商品,所谓“生意”,远不是发行数量可以完全说明的。可稍加区分的,一是报章本身的发行情况,一是为其他书刊销售发挥的作用。《时务报》有了影响,角色也发生改变,反过来成为新创办的报章需要借助的平台。照当时的看法,“报馆之要,大致不过访事、主笔、翻译、售报、告白及购机、择地数大端”。 [89] 上述诸端,不少都须在上海办理。英敛之筹办《大公报》时就表示:“报馆购机,当于上海,不能俟西洋,一年之久始至。” [90] 包天笑则说明:“倘要印书,现在全国只有上海较为便利,并且出版以后,就要求销路,求销路必须到上海。” [91] 开办于上海的时务报馆,为此不免承担多方面的事务,报章之构成“场域”,部分也是其自身还成为众多报章得以创办、推广的媒介。

   刊登告白与代派:报章的多重角色

   继《时务报》之后创办的报章,酝酿之际,往往就在《时务报》刊登启事。报章出版后,发行工作也有赖于《时务报》的“代派处”。前已述及,在澳门发刊的《知新报》,是通过在《时务报》第15册刊登的《广时务报公启》昭告天下的。该报正式出版后,《时务报》又刊登告白说明,《知新报》随《时务报》“分送”。 [92]

   《时务报》负责代派的,远不止《知新报》一家。《国闻报》与《时务报》在推销上互相借助,对于形成网络也至关重要。《时务报》在筹备阶段,曾将《时务报启》广为发放,天津的王修植即是发放对象。1897年王修植、夏曾佑、严复等发起《国闻报》,也期望《时务报》能帮助推销。他们曾致函《时务报》诸君,不仅提出刊登《国闻报》创办之启事,还希望出报之后能仰仗《时务报》建立起来的派报处,“代为分送”。 [93] 王修植还向汪康年提出:“《国闻报》南皮既以为然,能否怂恿之,略仿《时务》《知新》之例,通饬各属士商看报。” [94] 这恐怕是《国闻报》诸君尤为羡慕《时务报》的。

   《湘报》之创办,从购买机器到订购各种报章,也多仰仗汪康年。熊希龄致函汪康年说明:“《湘报》风声,通省皆知,望我出报甚切,乞速办就机器寄湘。” [95] 另一通信还表示:“湘报馆所购各种报,均荷一一寄湘,感激无已。” [96] 更多报章则希望《时务报》帮助推销。1897年陈虬等创办的《利济学堂报》,即期望援《湘报》之例,附骥于《时务报》。陈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表示:“敝《学堂报》已出四册,近郡都甚风行……拟午节后四出远售,当呈大教,彼时还望大力广销。” [97] 另一通信则写道:

   敝报改刻已出四册,敬寄奉三十分……敢援《湘报》之例,附骥贵报,希借畅销,亦群义之一端也。 [98]

   太多报章有这样的需求,《时务报》甚至难以应对,为此还说明:“本馆定章不附告白,惟地图公会系本馆兼理,又《农学会报》本馆亦与其列,故为登告白,余则概不附登。” [99] 但这样的告白并没有停止刊登,第27册刊出《新出〈湘学报〉》告白,并说明“由本馆代售”。 [100] 第31册则有《知新报馆告白》,告知“本馆今仍迁回石路口时务报馆内,所有外埠来函径寄时务报馆可也”。 [101] 第38册刊登的告白才说明,欲购买《知新报》《农学报》等报章,可“径行寄函各馆,不必由本馆转述,庶免迟误”。 [102]

   是否刊登告白以及代为派送,更多受私人因素影响。《时务报》上述举动,是因为梁启超与汪康年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由此,与梁关系密切的报章相应受到影响。这也表明一些报章逐步成为代表特定政治势力的媒介。创刊于澳门的《知新报》,处处比照《时务报》,却又有不同之处,系“招股集资”创办,不比《时务报》之“叠有捐款”。而且,该报主要由“康门弟子”担任撰稿人,多少具有“机关报”性质。《知新报》刊登的各学会信息、各学堂章程,明显是为了发展同道。第3册对各方拟创办报章之介绍,即以“吾道不孤”为题。[103] 第86册还介绍说:“日本东京开办政学会,专讲求政治条理。如有志入会者,祈将姓名或别号、居址寄到会中,以便随时函商学业。” [104] 正因为有更为鲜明的政治主张,《知新报》言论渐渐有超越《时务报》之势,皮锡瑞看了数册《知新报》就表示:“刘桢卿等议论可观,远胜《时务报》矣。” [105]

   报章共同构成的“网络”

   《时务报》具有的示范意义,有多方面呈现。徐维则曾盛赞《时务报》,使“海内士夫咸知报馆之足以开风气、挽习尚”,“此非高明有以启之,焉能如是推广?” [106] 不惟如此,《时务报》形成的报章体例,也成为后出报章仿效的对象。来自江苏吴县的祝秉纲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即提及各地办报往往秉承《时务报》确立的体例。 [107] 可以说,《时务报》更为重要的意义,还体现在塑造了那个时期所出报章之“品格”。

这也促成报章形成互为依托、借重的网络。《时务报》成为其他报章广泛借助的平台,别的报章同样施惠于该报。《时务报》创办之前发刊的《博闻报》,即为《时务报》刊登了告白。 [108] 新的报馆开办,也意味着《时务报》有了新的代派处,前面提及的诸多受惠于《时务报》的报章即是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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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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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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