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21-11-04 17: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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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   黄卫星  
被用来鉴别市场和界定商品。因此, 把它与国家放在一起使用并把它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或“公民”只会潜在地模糊媒介在构建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和其它社会分野中的角色。

   耐人寻味的是, 根据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青年学者刘海龙博士的专题研究, 就在美国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涌入国门的1980年代, 批判性的欧陆传播研究及其理论也同期登陆中国, 而结果却一热一冷。因为, 当时国人正处于去政治化的热望之中, 对貌似科学的实证主义情有独钟, 而对源于马克思批判传统的欧陆研究, 对渗透阶级、权力、经济关系、垄断控制等话语有一种本能拒斥。不过, 按照美国传播批判学者丹·席勒的观点,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属于典型的冷战社会科学。比如, “报刊的四种理论”, 实际上就隐含着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二元对立, 而西方奉行前者, 东方盛行后者。因此, 看似科学的四种理论其实无所不在地渗透着冷战意识形态。

   总之, 离开政治关怀、权力关系、阶级存在与意识、社会实践与生活的新闻传播理论不仅凌空捣虚, 置身世外, 而且像马克思批判的庸俗经济学一样, 看似“科学”, 实则常常遮蔽了重大的政治意味和社会关系, 亦即汪晖在回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许燕博士的采访时说到的:

   绝不是什么声音都能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中出现——什么声音能出现, 什么事情不能出现, 即使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问题 (我这里指的是古典意义上的阶级概念, 即与财产权和门第直接相关的阶级概念) , 也总是和社会等级和权力关系相关的。因此, 一种更具弹性的阶级视野——也许更准确地说是政治视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媒体背后的支配权力。媒体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场域,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 透明性、自由等概念无法概括和分析媒体实践, 恰恰相反, 只有建立一种政治的视野才能理解媒体实践——无论是媒体的公共性, 还是媒体的遮蔽性。 (汪晖, 2010:p346)

  

   再政治化

  

   进入九十年代, 伴随一系列巨大的社会转型, 特别是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冲击, 曾经一度忽略的政治问题、权力关系等再次浮出水面, 三农、下岗、住房、医疗、教育、环保等事项, 以及公平正义等话题更推动着社会生活的再政治化。康晓光曾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 谈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三教合流”趋势,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彼此呼应, 互为奥援, 在利益攸关的基础上形成政治同盟。甘阳说的“新左派”与“新右派” (“新自由主义”) 之争, 则进一步凸显了一度淡忘或淡化的政治问题。

   在这一新的变局下, 新闻传播及其研究也不能不面临重新政治化的选择。比如, 一度热门的话题“公共领域”, 就体现着突出的政治意味。按照这套理论及其逻辑, 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应该成为“公共媒介”, 也就是说既不充任国家机器的喉舌, 也不扮演利益集团的工具。同时, 还有一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承担独立的、不偏不倚的社会责任。就像当年的美国实证理论一样, 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已经成为另一种去政治化的学术政治话语, 如赵月枝所指出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这个“假设”, 本意在于分析欧洲特定时期的政治现象和问题, 不成想被我们径直拿来, 当成论述中国新闻传播的一个普遍性或普世性“教条”:

   哈贝马斯的历史性概念“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当作了普遍的现实性前提。不但“资产阶级”这一修饰定语被隐去, 而且哈贝马斯有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如何因现代商业大众媒介的勃兴, 公司资本主义的出现和现代国家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干预而产生了“结构转型”的分析, 更不必谈西方理论界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批评与扬弃, 一概被忽略了。 (赵月枝, 2007:p23-50)

   事实上, 西方的公共领域在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 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抗上层的权威, 如国王、封建贵族等, 二是钳制底层民众的抵抗。换句话说, 所谓公共领域不光反对国家或政治权威的干涉, 同时也压制下层普通民众的反抗。而我们谈起公共领域仿佛只剩对上的抵制, 而略去对下的压制, 这大概也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和媒体精英已经在钳制来自底层社会压力的共同事业中结成了联盟” (赵月枝) 。赵月枝还通过黄宗智以下的提问, 直指中国式公共领域研究的城市中心主义偏向:“当我们以分散的农村地方社区来代替哈贝马斯统一的城市公共领域的时候, ……这一概念还剩下什么存在的正当理由呢?”更重要的是, 这里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历史辩证关系问题, 以及国家政权的公共性宣称问题:

   中国的特定情形是, 一个曾声称代表不同的反帝反殖和反资公共群体或“底层公共群体”——农民、工人、女性、少数民族群体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权, 却同时又努力与跨国资本合作并正培育着一个本国资产阶层并宣称也代表它。而对于与孕育它的政权有血缘关系的中国资产阶层来说, 中国国家形成和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性和中国社会的权力平衡关系以及不断升级的底层社会抗争现实意味着依靠国家机器钳制社会抗争力量远比反对国家威权拥有更多政治重要性。如吕新雨和我在一次学术对话中谈及, 公共性与阶级代表性之间存在着辨证历史关系。在讨论中国媒体公共性的重构是, 我们不能对中国媒体在建制时的无产阶级公共性宣称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同时, 把哈贝马斯明言作为“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普遍理想来追求, 有意无意把这个概念前面的定语“资产阶级”隐去, 仿佛这个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媒体人和他们所赋予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 最多包括被认为是中国民主化主体的“中产阶级” (赵月枝, 2011:p.52) 。

   如果说1980年代去政治化潮流是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盛行的背景, 那么1990年代后再政治化趋势则为传播批判学派在中国生根开花提供了土壤。传播批判理论更多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与思想衣钵, 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 在透视传播现象和问题时更关注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深层联系, 包括权力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背景等。简言之, 批判理论是把新闻传播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之中进行考察, 即赵月枝说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批判传播研究不但一直注重权力问题, 而且将它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来审视”。一望而知, 这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迥异其趣。

   关于批判理论, 赵月枝论及三个经常关注的问题:一是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问题。传播系统同样存在控制权问题, 同样存在权力关系问题, 而这个权力和控制问题不仅来自有形的政府, 而且来自无形的经济与社会势力。比如, 媒体大亨默多克的传播权力与信息操控一点不亚于一国政府, 当下中国的资本力量在传播中的支配性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常说的话语权问题, 无法脱离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二是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如何被呈现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 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西方社会存在诸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现象, 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冲突、矛盾或斗争, 然而, 在西方媒体上这些问题往往作为个案性现象而非全局性症结。比如, 好莱坞大片很难看到普遍而尖锐的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 即使有些打打杀杀, 也仅限于极端个人的行为, 如恐怖分子。前些年发生的那起震惊世界的美国校园枪杀案, 最后就被纳入精神病人反社会的叙事框架, 从而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不仅如此, 媒体包括中国媒体还借机又宣扬一番所谓“宽容”、“博爱”、“人性”等。这些同属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传播批判理论审视的问题, 亦即文化权力如何在社会现实中运作, 又如何为各种社会现实提供合法性。三是彰显抗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自由原教旨主义一向反抗国家的行政权力, 总是预设一个对立面——政党或政府, 信奉所谓“管得越少的政府, 就是越好的政府”等教条。赵月枝以及批判学派的研究表明, 国家和市场其实都是既能限制也能赋予社会表达的窗口, 不是说只有国家才限制或赋予你的话语权, 市场同样可以赋予或限制你的话语权:

   这两个力量有对抗的可能, 也有其相互迭加从而形成合力的可能。比如, 国家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或者迎合内外资本利益和促进出口, 可能会限制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权力, 以保持“社会稳定”。或者是降低工资、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 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 传媒可能因下层劳工与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不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而忽略他们话语表达和社会传播需求。 (赵月枝, 2011:p.36)

   赵月枝书中第13章分析的九十年代末, 中国媒体对“入世”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就是一个鲜明例证。她在另一篇文章中, 也曾就“入世”报道所体现的政治问题与权力关系写道:

   媒介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得以张扬, 跨国企业享有话语权, 新闻报道同时给予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 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 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中, 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 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媒介对WTO协议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一厢情愿的宣传活动, 与美国媒介对这一相同主题的报道相互呼应。 (赵月枝, 2006:p140)

  

   学术何为, 前沿安在

  

   2008年, 在一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文章末尾, 赵月枝针对中西新闻传播学的不同走势, 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西方批判学者反思西方新闻体制和基本原则, 希望按照民主和参与的精神“重造媒体”并领导和参与各种方兴未艾的以媒体民主化为目标的“媒体改革”运动的时候, 国内的许多学者一边忙于建构以“美国主流”为基本参照的新闻传播学, 一边把西方垄断资本媒体的新闻理念当普世理念在中国不加批判、不分社会制度的弘扬, 而媒体商业化的压力和“做大做强”的产业取向又在客观上引导学者和学生们强化唯西方垄断资本媒体马首是瞻的倾向。

   我们是照旧做着客观专业的新闻传播学术, 并希望以此与“西方主流”接轨, 还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念并构建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新的学术想像? (赵月枝, 2008 (2) )

   面对这个严肃而严峻的问题, 面对社会与传播的变局、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如何激发学科的生命力, 又如何激活研究的想象力?回应此类问题, 当务之急得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里, 谈及中国的新闻界及其价值观:“中国目前国家与媒体精英 (或更广泛地说是知识精英) 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 缺乏价值基础……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 一旦经济出现问题, 一旦政治出现变故, 这些记者 (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 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到体制的对立面, 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激活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政治意味与思想活力, 由此愈发显得事关重大, 非同小可。因为“否定之否定”的再政治化及其新闻传播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 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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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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