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 次 更新时间:2021-11-04 17: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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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   黄卫星  
也难以分享社会科学界的感奋与忧思。

   以时下无比凶猛的新媒体研究为例, 尽管关于新媒体的论文层出不穷、汗牛充栋, 但在洞见与智识的含量和水准上却实在乏善可陈:很多研究要么在实证的路子上做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官样文章”或者“注脚学术”, 要么还处在捂着脑门谈感想的前范式状态;而在学术视野上, 则要么在市场效益的蛊惑下大唱资本的赞歌, 要么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中欢呼融合的美景;要么在媒介中心主义的三尺来深的学术矿井里浅尝辄止, 要么刚想抬抬望眼就碰到了“一用就灵”的哈贝马斯和公共领域这个理论想象力的天花板。

   首先需要走出的两个泥潭就是媒介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与“方法论拜物教”的食洋不化。真正使得“方法为我所用”, 而不是“我为方法所用”……

   这些问题细究起来, 均可归结为“不讲政治”的去政治化。当然, 去政治化并非真的不讲政治, 去政治化本身就是政治。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说得好, 现代性有两个突出问题——“政治的哲学化” (任何现代政治均含有一套“主义”) 和“哲学的政治化” (任何“主义”均服务一套现代政治) , 两个问题无不关乎学术与政治。其他哲人对此也有所阐发, 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福柯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学说, 大都围绕着“知识与权力”、“学术与政治”等命题。在他看来, 近代的各种学科建制, 各种知识体系, 各种思想学说, 其实无不体现特定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意志, 属于权力运作的结果。比如, 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仿佛纯粹的自然科学, 其实深挖下去就会发现原来都同现代文明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权力意志相联系。

   1980年代以来, 感同身受的社会巨变又为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更直接、更现实的佐证。正如哈维的有关研究所示, 新自由主义思潮起源于学术研究, 1970年代前一直处于学术边缘, 而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坦言, 思想斗争是关键, 这场不但针对马克思主义, 而且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和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斗争至少需要一代人才能取胜。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后, 西方经济精英出于保障自己阶级利益的需要, 开始通过财力雄厚的基金会和智库大力弘扬这些思想, 使其成为主导性学术和政治思想。在这个过程中, 由瑞典金融精英主控的诺贝尔经济奖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颁给了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学说在经济学领域的显赫地位和话语霸权。而一旦进入政治经济政策领域, 这一学术思潮就成为影响千百万人身家性命的一套重构社会关系和主导社会转型的强劲政治力量,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拉美化以及中国的“三农”、“下岗”、“新三座大山”等均有其憧憧鬼影。一句话,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俨然超凡脱俗的学术, 而结果则是实打实的政治, 甚至是当代世界的头号政治。如果我们以去政治化的视角孜孜于技术性的问题, 那么不但所有关系重大的问题、话题或命题自然都被遮蔽了, 而且很可能在促进专业进展的虚假表象下, 维护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力图达到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权力关系重构之目的。

  

   波兰尼及其《大转型》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肆行无忌, 各个学科、各路学者都展开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人类社会的历史, 包括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也在颠覆这套意识形态或“意底牢结”。这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尔·波兰尼及其代表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这部后冷战时代备受关注的名作正在于质疑市场原教旨主义, 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和环境代价, 因此必须将其纳入社会的藩篱。

   就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力度以及境界的深邃和视野的阔大而言, 卡尔·波兰尼颇似20世纪的卡尔·马克思。虽然他和马克思在根本思路上存在差异, 但终其一生他都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大转型》问世于194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在弥漫。这本力作对法西斯主义以及西方近代文明又一次给予根本性反思与批判, 事实上法西斯并非孤零零的天外来客, 犹如爹不亲、娘不爱的怪胎, 而就是孕育并生长于西方现代历史之中的自然产物。遗憾的是, 《大转型》问世时并未引起重视, 只是随着苏东解体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巨变, 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并造成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之际, 人们才开始认真审视波兰尼及其思想, 日渐体会其理论洞见与学术价值。

   在赵月枝看来, 《大转型》在中国大陆的滞后传播, 也是整个改革时代对西方学术引介的最大历史错位与悲剧。因为, 一方面,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而另一方面, 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却事实上成为主导和主流的思想家。当市场原教旨主义扮演市场经济的学术指南时, 我们对西方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家波兰尼及其学说居然一无所知。好在, 国内外的变局、自然与社会的严酷现实使人们终于理解了波兰尼, 赵月枝在《传播与社会》中的有关阐发以及王绍光关于“双向运动”的分析堪称范例, 而我们也需从市场必须被重新嵌入社会的“社会至上”立场, 理解“传播与社会”这一书名及其深意。

   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 波兰尼及其《大转型》提供了对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神话最强有力的批判, 恰似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对市场神话最强有力的论证。理解波兰尼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嵌入”。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 波兰尼对有史以来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细致分析后发现, 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出现以前, 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嵌入社会之中, 就像人的细胞融于肌体一样, 经济制度“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 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性, 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着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换言之, 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主要受制于道德、习俗、宗教等要素而非市场机制, 用他的话说:

   尽管市场这种制度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 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

   在我们的时代之前, 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 经济体系是被吸纳在社会体系之中的, 并且无论经济活动中主导性的行为原则是什么, 我们发现市场模式都能与这种原则相容。我们不曾发现, 市场模式所体现的交易或交换原则有压制其他原则而独自扩张的倾向。

   19世纪后, 特别是20世纪以来, 社会关系才被一步步地嵌入市场体系:“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市场机制嵌入整个社会体系, 而现在则颠倒过来, 整个社会体系嵌入市场机制。在他看来, 这种“社会嵌入经济”的体系, 既违背人性、违背自然, 也必将摧毁整个社会:

   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 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 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他在《大转型》中还论及历史上各种反向运动, 也就是同市场逐渐吞噬社会或社会逐渐嵌入市场的趋势相反的历史运动。特别是近代以来, 市场扩张更激起层出不穷的反向运动, 社会这只看得见手一直在力图钳制市场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 包括近三十年来一系列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行动。1980年代后, 在中国此起彼伏的“反自由化”、“姓社姓资”、改革方向的交锋等, 未尝不可视为类似的“反向运动”——旨在钳制非自然的经济体系及其扩张。事实上,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力图以社会统驭市场, 新世纪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理念更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这里, 不仅仅是所谓的改革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等问题, 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层面看, 更蕴涵着波兰尼所说的对这种非自然体制的本能反弹, 亦即蕴含着自古及今人类对人的全面发展, 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万物、人与灵魂自然而和谐相处的永恒渴望, 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说: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去政治化

  

   按照政治学者景跃进的分析, 改革开放数十年有条一波三折的社会历史线索:从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 再从去政治化到重新政治化。与这个过程相应, 新闻传播以及新闻传播学也经历了类似的“正反合”过程:八十年代前属于极度政治化或高度政治化, “政治挂帅”、“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均为表征;八十年代一度去政治化, “信息”、“传播”、“受众”等中性概念开始风行就是一例;九十年代以来, 在文化政治与文化自觉日益凸显的趋势中, 再政治化又构成新的社会潮流与历史进程, 如欧陆批判学派与传播批判理论的日渐风行。

   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 新闻传播及其研究都表现为高度的政治化, 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个核心的理念: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 这一“工具论”同当时的社会政治息息相关, 丝丝相扣。当然, 这个理念并非无稽之谈, 其中深含着一系列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据。比如, 人们熟知的国共两党斗争, 在新闻领域就表现得很突出、很激烈, 此时新闻俨然成为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再如, 欧洲历史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近代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抗争, 在新闻领域同样表现得异常尖锐激烈, 英国大革命、美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报刊, 无不属于阶级斗争的一大利器或武器。因此, 无论从理论上讲, 还是从历史上看, 这个理论都是自洽的, 问题仅仅在于“工具论”一旦推向极致, 则不免将政治、权力与媒体的复杂问题单一化、表面化、甚至庸俗化。用赵月枝的回忆来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上新闻理论课, 当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认为, 西方新闻媒体被垄断资本所控制, 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 而西方记者自我标榜的新闻客观性是虚伪的、有欺骗性。我们对这样的说教有逆反心理, 虽然不敢逃课和公开挑战老师, 但是没有心悦诚服的感觉。 (赵月枝, 2008:p (2) )

   改革开放后, 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蜕变, 新闻传播以及新闻传播研究也一度呈现去政治化的态势。其间, 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引进。这一引进工程从八十年代初期启动,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 赵月枝说:“那时, 在整个思想界, 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主流的‘新启蒙’大潮已潜流暗涌;在新闻学界, 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为思想基础的信息理论和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开始登陆国内, 我们以‘信息’对抗‘宣传’, 以抽象的‘传者’和‘受者’替代有民族、阶级和其它社会性的传播主体。” (赵月枝, 2008:p (2) ) 当时盛行的“传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馈”等概念及其理论, 使得已经厌恶“工具论”和“阶级斗争”话语的学界感到耳目一新。换言之, 这套美国主流传播理论在中国之所以有吸引力, 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权力概念在其表述中缺席, 而这恰好迎合了时人去政治化的心态。比如, “受众”就是一个典型的去政治化概念。八十年代初美国主流传播学引进中国时, 大家对“受众”概念顶礼膜拜, 觉得比以前诸如“人民”等概念更中性、更客观、更科学。其实, 正如加拿大传播批判学者莫斯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里指出的:

“受众”这一术语不是一个可以跟阶级、性别或种族这些概念相提并论的分析范畴, 而是媒介产业自身的一个产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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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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