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4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6: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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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新时代新法学需要创新。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毫无疑问应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基础,但中国法学界还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不能仅仅像当前中国法学界一样,在现有理论上加一个“新”或者“中国特色”就万事大吉,而是需要中国法学家全神贯注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要求深入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81]中国法学界应该避免由改革开放之初什么都不懂的“幼稚的法学”转变成各种宣传式的“无智的法学”——无论是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古代的礼法文明还是新时代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法学界毕竟不是宣传部门。

   新时代新法学的主力军是年轻人。思想观念的变革是艰难的。在哥白尼死后近百年,哥白尼学说几乎没赢得几个信徒;《自然秩序的数学原理》一书出版后半个多世纪,牛顿的研究尚未被普遍接受;普朗克在《科学自传》中回顾自己的生涯时,悲伤地谈到:“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82]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83]我们没有必要像普朗克一样悲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呼唤下,中国法学界将大有可为,新时代新法学不能像当前一样仍然是老一代法律人的天下,而应该寄希望于能够平视世界的年轻一代,需要青年法学家发起一场新的变革。

   新时代新法学需要发起一场守正创新运动。

  

   致谢:该文初稿完成后征求过几位朋友和学生的建议,定稿充分吸收了他们的建议,其中《远望》杂志总编石佳音博士的建议是多方面的,激发我提出了“中华马克思主义”。

  

   [1] 作者简介: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

   [2] 该文2005年分四期首发于《政法论坛》,2006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2011年再版。本文所引用的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后文简称“邓文”。

   [3]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3页。

   [4] 专门评论该论著的论文集有两部:《分析与批判:学术传承的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检视“邓正来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评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5]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3页。

   [6]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2页。

   [7]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5页。

   [8] 张文显、姚建宗、黄文艺、周永胜:“中国法理学二十年”。转引自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8-69页。

   [9] 张文显、姚建宗、黄文艺、周永胜:“中国法理学二十年”。转引自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9页。

   [10] 陈弘毅:《中国法学往何处去》,收录于《检视“邓正来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评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11] 张恒山:《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2] 张恒山:《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后记。

   [13]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3页。

   [14] 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在该文中,张文显高度赞扬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在概念上系统集成、在话语上自成体系、在逻辑上有机衔接,展现出鲜明的理论风格、深厚的历史底蕴、开放的全球思维和雄浑的实践伟力,蕴含着睿智的法律哲理、鲜活的法治道理、深刻的法学原理、隽永的法律情怀。”

   [15] 张文显:《民法典的中国故事与中国法理》,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

   [16]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20年5月29日下午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转引自新华网。

   [17] 张文显:《中国法学现代化的理论宣言》,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18] 张文显:《中国法治40年:历程、轨迹和经验》,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

   [19] 柯华庆:《党内法规体系构建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于《人民论坛》2020年6月(上)。

   [20]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自序。

   [21] 刘大生:《从“本土资源”到“本土法治”——苏力本土资源理论之学术解构》,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22] 苏力:《大国宪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23] 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9-150页。

   [24]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4页。

   [25]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再版前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IV页。

   [26]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第36页。

   [27] 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当代中国法治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原载《中国文化》2015年第1期。收录在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九州出版社,2020年。

   [28] 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当代中国法治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原载《中国文化》2015年第1期。收录在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九州出版社,2020年。

   [29] 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当代中国法治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原载《中国文化》2015年第1期。收录在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九州出版社,2020年。

   [30] 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当代中国法治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原载《中国文化》2015年第1期。收录在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九州出版社,2020年。

   [31] 邓正来后来的著作《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虽然进一步强化了“以中国为根据的分析框架”,但也没有知识创新。

   [32] 柯华庆:《第三次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33] 吕勇:《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主体性的两种讨论——以李泽厚“主体性的人”与邓正来“主体性的中国”为例》,收录于《检视“邓正来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评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34] 吕勇:《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主体性的两种讨论——以李泽厚“主体性的人”与邓正来“主体性的中国”为例》,收录于《检视“邓正来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评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35] 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页。

   [36] 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宋菲菲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二章“施特劳斯—现代性—美国”。

   [37] 本文关于现代性的划分参考了施特劳斯的划分,施特劳斯将现代性区分为三波:第一波现代性、第二波现代性和第三波现代性。施特劳斯的第三波现代性实际上是后现代性。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宋菲菲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二章“施特劳斯—现代性—美国”。

   [3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6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3页。

   [4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页。

   [42]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44] 毛泽东区分国体与政体。国体是指国家的性质,亦称国家的阶级本质。具体的说,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政体主要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体现国体的具体政治制度是什么。我们这里的政体概念采用亚里士多德的,相当于毛泽东所说的国体。

   [4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5-139页、151页。

   [46] 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是与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对立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1993年在《国家的兴衰》(奥尔森:《国家的兴衰》,李增刚译,上海出版集团,2007年)中提出的概念。当某一利益集团存在强烈的以损害社会利益而增进自身利益的企图时,就在追逐狭隘利益;假如该集团认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繁荣密切相关,在寻求自身利益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时比较节制,甚至愿意作出牺牲来支持有利于全社会的政策与行动,就是在追求共容利益。

   [47] 施特劳斯 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48] 系统论述引用柯华庆:《学术与政治》,载于柯华庆:《学术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

   [49] 柯华庆:《党导民主制:价值与正当性》,载于《学术界》2017年第5期。

   [50] 葛兰西:《现代君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51] 葛兰西:《现代君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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