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论依赖于人性假设。资本主义法治理论是以自利理性人为假设的，也就是“坏人视角”，不区分经济人与政治人，资本主义法治是一元的。通过法律规范所有人的行为，道德仅仅是个体的自我要求和自觉实现。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将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作为普世的和唯一的。事实上，无论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还是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都认为政治人应该是道德人而非经济人。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优良政体的标准。孔子的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表达了古代中国的政治价值。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颠覆了德性的政治传统，资本主义政治将政治人变成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误入歧途。社会主义政治将民主政治回归为德性政治，政治人回归为道德人，而非市场中的经济人。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需要突破资本主义的人性假设。先秦诸子的人性理论可以给予我们一定启示。孟子明确提出人性向善的理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并不是外部世界或者或者别的什么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孟子提出人心向善为儒家主张仁义道德提供了人性基础。荀子人性论的核心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将人性分为两部分，一半叫“性”，另一半叫“伪”。“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72]正如易中天所指出的，荀子实际上区分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人有动物性，被荀子称为“恶”，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社会性，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可以通过改造，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即善。荀子的性伪之分理论为儒家的礼乐制度找到了人性基础。韩非子的人性理论类似于资本主义法治的人性假设：“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也就是每个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正是因为不同的人性假设决定了儒家与法家的不同。儒家主张的治理模式是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法家的治理模式是法治：“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也就是通过奖与惩和赏与罚式的威胁利诱进行治理。荀子是架设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桥梁，荀子提出了法德共治的模式：“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 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秦国通过采纳法家的法治统一了六国，汉武帝则采纳儒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道德教化一直是儒家所倡导的。然而，事实上，外儒内法、儒法结合和礼法并治是两千多年中华古文明的基本治理模式，也是民主革命之前最有效的治理模式。我们也可以说，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礼法并治提供了人性基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子”“小人”之分，是儒家对人所做的最根本分类，而“义利之辨”是分类标准。“义”是道德，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扩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合理关系”。“利”是私利，关注的是“自己”。 [73]社会主义政治回归德性政治是正道。然而，社会主义曾经走到对所有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极端，违背现实的人性，导致悲剧发生。社会主义法治应该以现实中的人性为基础，现实的人性可以通过常识和科学得到。首先，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是由基因、表观遗传和环境三方面决定的，环境中包括家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变异、遗传和选择。由于不懂得遗传机制，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的是环境所产生的的变异对自然选择的影响，基因理论则强化了遗传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事实上环境导致的变异和基因导致的遗传是进化论的两翼。人类的行为的发生不能缺少进化形成的适应器和激发适应器的发展与活动的环境输入，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表观遗传学帮助我们理解DNA序列和非遗传因素在将我们塑造成人上如何协同作用、产生影响。基因不同的个体自然不同，基因相同的个体也并非完全相同。我们的个体性状——统称为表型——是先天（基因）和表观遗传共同塑造的。同卵双胞胎具有相同的基因，但并不完全相同。基因、表观遗传和后天环境都对每个人产生影响，可以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其次，常识告诉我们，人性具有向善和向恶两种倾向，每个人都是善和恶的混合体，不同人的区别在于善的因素更多一些还是恶的因素更多一些。“人之初，性本善”不符合事实，而是人们对善的向往。再次，科学和常识告诉我们，基因相近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结果不同，发展善的因素更可能成为善人，发展恶的因素则更可能成为恶人，不同的教化模式或者法治模式对社会的进化是重要的。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有道理。孔子仅仅强调了道德教化的价值，事实上，法治对于抑恶扬善同样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修改为“人之初，性各异；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治相远”作为社会主义的人性基础。社会主义建立在人性善恶并存的现实人性基础上，“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德治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通过自愿申请和组织考察相结合挑选出道德水平比较高的人组成德性党，同时对德性党进行全过程的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以党导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进行社会变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导民主制和党导立宪制是德治和法治并存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法治。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之上，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是明确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原则。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党、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有机统一体。[74]领导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正是领导党本质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唯一执政；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才能保持领导党的本色；执政党既是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结果又是不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始至终是革命党，首要目的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是革旧政权的命，然后通过自我革命和领导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直至消灭自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就成为执政党，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和执政党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党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与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第一，从党的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创立，创立伊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后来又进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唯一执政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基础上继续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不断自我革命进行社会革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不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是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从党章上看，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中国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些宣示无疑都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党领导一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第三，从宪法上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是领导党。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四宪法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七五和七八宪法都在总纲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八二宪法在序言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此外，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还有五个地方明确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是明确陈述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是陈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第三是宣示未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四是陈述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第五是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说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各族人民之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要自始至终成为领导党必须是德性党、先进党和自我革命党。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宣称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作为党内法规来保证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是有道德的人。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先进党。中国共产党要成为领导党，仅仅靠德性是不够的，必须成为先进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要有愿望而且应该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地位，必然要求党员是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的入党条件是“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变革党。德性党和先进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既有愿望又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然而，先进有一时先进和一直先进之分，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将来先进，一时先进只能领导一时，一直先进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当今时代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顺应时代变化而变革，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中国共产党只有同时是自我革命党才能保证一直先进。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领导党，就必须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从理论上看，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先进党，所以中国共产党能成为领导党；同时因为中国共产党是自我革命的党，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始终成为领导党，实现长期领导。如何保证现实中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领导党，是社会主义法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突破资本主义法治原则，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十八大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