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8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6: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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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人民之间有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国家法律进行规范调节。党员是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可以有更高要求的规范,从法治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党内法规。在社会主义国家,地主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大量存在,如果没有在行动上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只需要通过思想教育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对于任何在行动上颠覆社会主义的国内外敌人可以依据刑法、国家安全法和反分裂国家法等来剥夺罪犯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民主权利,从而也就实现了隐匿的“人民民主专政”。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正像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人民民主专政,然而,政治文明或者说政治权威要求我们用“人民民主法治”话语替换“人民民主专政”话语,将暴力的“专政”改为文明的“法治”,而非实际取消人民民主专政本身。相对于“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法治”的内涵更加丰富、手段更加文明、表述更易于为人民和世界所接受,更能体现法治精神,因此也就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定位。当今社会,每一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非法侵略他国,都要引用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外交政策,更应该依据国际国内的相关法律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唯有通过民主方式产生的法律才能决定谁是国家的人民,谁是国家的敌人。事实上,自从八二宪法实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这么做的,近两年来对香港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人民民主法治的典范。总之,人民民主专政仅仅适用于革命时期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政权稳固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应该采取人民民主法治方式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拱手相让话语权,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要求明确社会主义国家是政治决定经济。因为经济上,我们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差距,固守“经济决定政治”的教条是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根源。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这个观点仅仅适用于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对政治有反作用。[61]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分界线发生了变化。黑格尔从观念上得出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结论,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结论。黑格尔的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只有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高于利益集团的权力时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代表经济权力的资本家控制政治权力,因而是私利政治,而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共产党领导了绝大多数人民,所以能够实现公共利益。马克思在《莱茵报》当记者编辑时期,通过实证观察得出德国资本主义事实上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同时,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写下了五本历史学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得出资产阶级兴起、发展的历史以及法国大革命证明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是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产物,其经验性决定了将其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时不一定正确,与之相反,“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却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认为政治是首要的,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么做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明确指出“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62]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仍然可以解释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却是非常明确的,可以说列宁认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的观点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63]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64]实质上都是强调政治的首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65]政治意识被定位为新时代“四个意识”之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选择计划经济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英明决策;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做出的决定;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先富带后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选择,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进共同富裕作出重大部署,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同样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中国,政治是首位的,否则中国人民对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有信心。《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充分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政治是第一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从而也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对政治有反作用。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我们怎么理解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呢?这需要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观点。政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基本模式:政治国家直接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和政治国家引导市民社会(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分开,但政治统摄和引领市民社会)。三种模式分别对应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前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没有市民社会,而是政治国家直接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二为一。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中世纪存在过农奴、封建庄园、手工业行会、学者协会等等;就是说,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人都是政治的;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设定的。每个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就是私人领域的性质。”[66]“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真正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67]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或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断言,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然而,现在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一命题当成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和国家的教条。正如上面我们所指出的,马克思已经明确断言“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问题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也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与西方议会制政党的最大区别,是其能够在一个多元开放环境中牢牢维系党员的意识形态认同。在意识形态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以颠覆资本主义政权和实现共产主义为使命;在组织结构上,支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细胞,每一个党员都属于支部(党的领袖也不例外),支部经常开展活动、沟通思想、相互了解、相互监督、共同行动;在组织形式上,共产党采取民主集中制;支部通过组织群众运动,使广大人民在革命运动中服从于意识形态权威。[68]共产党最初是革命组织,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毫无疑问属于政治权力;革命成功后又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通过思想和组织对政治、经济、知识和军事进行全面领导。也就是说,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可以说,采取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克服与前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采取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就会导致资本家控制政权呢?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分为三个层次:与交换没有任何关系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以分工为基础的公开和自由竞争的交易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以垄断或者寡头垄断为特征的秘密交易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将市场推至极端,将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市场,从而使得资本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政府,可以说资本主义政治就是资本家控制的政治。”“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最高层的经济活动或最高层上升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种手段高强的资本主义凌驾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层之上,并体现着高利润区域,我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制高点。”[69]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只是经济手段,不会影响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这就是邓小平所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要义。[70]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明确党的领导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政治决定法治,而非法治决定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决定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政治决定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以解决党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未能走上法治道路与此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将党和法的关系问题提高到社会主义政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的战略高度:“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坚持的第一条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十八届四中全会实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突破,并且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明确了党内法规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了两部重要党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十八届六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习近平总书记就《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作出重要指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党中央实质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面依规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依规治党并行,而且因为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全面依规治党比全面依法治国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党规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71]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要求以现实的人性为基础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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