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学界的守正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8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6: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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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另一方面保证强者和弱者的动态平衡,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强者既要保证强者的所得或权利多于弱者,但同时要节制资本和权贵,以避免两极分化。共产党(最强者)领导工农(弱者)彻底消灭资本(强者)的结果必然是共同贫穷。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通过法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里的基本权利既包含消极自由权利也包括积极自由权利,即共同自由: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共同自由是一种平等的自由。[54]在消极自由权利中,包括基本的财产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为了使所有人都成为无产阶级,也不是使资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而是使所有人都成为有产阶级,这里“有产”可以是私有财产权意义上的,更是最终消费意义上的,这是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上的共同自由,是一般共同自由的基础。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社会主义政治在鼓励资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时必然会节制资本的肆意扩张,没有政治权力节制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的扩张和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政治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政治,既不可能是政治权力与资本联合统治平民,接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也不可能是资本与平民联合节制政治权力,演化为资本主义政治。

   从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每个国家由于历史、自然资源、地理、人口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其发展顺序并非是直线式的,有的国家可能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有的直接从封建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跳到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可能长期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在经历社会主义社会后又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专制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到社会主义政治既是社会阶层不断平等化的过程,也是自由人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是民主化的发展。就同一个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比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更民主、更平等、更富裕、更自由,否则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更富裕和更自由不是指少数人,而是指绝大多数人。

   社会主义政治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是人民民主,而非自由民主。现实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是对立的,如果采取自由竞争选举的方式,必然会使群体分裂为几个党派,只会形成卢梭的“众意”。如何将利益多元的群体的利益综合在一起形成卢梭的“公意”,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人民民主不能仅仅是某一类群体的,所以不能仅仅由工人阶级领导,而应该由反映人民整体利益的组织所领导。这样的组织应该由人们自愿申请参加,而且按照组织的章程严格挑选出人民中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使之与各个阶层形成一一映射关系,组织代表一个整合的人民利益,而非各个阶层的利益。至今为止,这样的组织就是共产党,人民民主就意味着代表整体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称为党导民主。[55]这就是“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含义。

  

  

   创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新

  

   创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新就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主要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正当性的哲学,未能完整描绘社会主义蓝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建构社会主义理论——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中华马克思主义。中华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华马克思主义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既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在先、实践在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实践时常常会裁剪中国实践或者牵强附会地解释中国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可能导致的弊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5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果。通常认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事实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中国领导人根据革命、建设、改革和创新中的实践同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来的。例如,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邓小平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所没有的。中华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华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实践和事实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已经七十多年,实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华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华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将引领世界的发展。

   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任意的,必须建立在不忘马克思主义初心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初心是为追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终实现人类解放。按照《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我们可以得出,共产主义社会是终极意义的共同自由社会。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7]我们可以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位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但不是全部任务,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实际上,现代社会主义是以共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共同自由以共同富裕为基础,但其内涵要比之丰富得多。可以说,现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和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

   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全方位的,[58]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仅仅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至少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正当化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国家形态,然后才能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因为法治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我们在“守社会主义之正”中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是一种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平行的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国家形态。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共产党领导最广大人民节制资本家和权贵,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的国体,共产党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引导社会革命,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而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的过渡阶段理论,而法治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国社会主义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用“人民民主法治”替代“人民民主专政”,并构建人民民主法治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与“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对应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对无产阶级施行专政”的结合,“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民主”和“对资产阶级施行专政”的结合。最初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德国革命的政论文章中所提到的专政并不是特指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指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48年的六月失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延用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进行考证可以得出,马克思和列宁使用的“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中的“专政”有两个含义,一是无产阶级应该通过暴力革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二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应该继续维持一段时期的暴力统治。[59]“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中“专政”的含义确实是“非民主非法律的暴力手段”,且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特点。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坚持和发展。1949年,毛泽东在建党二十八周年之际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而立之年的纲领性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60]。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对人民施行民主”和“对反动派施行专政、独裁或专制”的结合,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不能教条式地适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稳固后的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提出仅仅五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已经稳固,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五四宪法就删除了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专政”的内容,五四宪法第一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54年,中国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那个时候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那么宪法的第一条可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经过改造实现的,可以说不存在显明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因为作为暴力革命的专政和过渡时期的专政都已经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完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可能受当时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的侵略和颠覆的威胁,我们重新捡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适用于特殊时期而不适用于政权稳固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七五宪法和七八年宪法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第一条都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重新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八二宪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一方面重新回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却又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无疑是一种表述上的自我倒退。因为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概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划分只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各阶级所进行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不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更不适合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一定要保留“专政”一词,在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无疑比无产阶级专政更符合社会主义的现实。然而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稳固,人民民主法治才是时代的要求。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大以来,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治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与时俱进修改为“人民民主法治”。人民民主法治要求对党、人民和国内外敌人都采取法治方式,这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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